各地“向县放权”清单长短不一，指向相同：让县一级手中有权、干事有钱、发展有支撑。放权也不是一放了之，多省方案中，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已同步明确。这场改革的成色，要看县域一线的承接与运行。

□ 本报记者 邵鹏璐

近日，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对7月印发的《湖南省“向县放权”实施方案》进行解读。方案一次性向经济大县下放13项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同步列出建议市级下放的20项事项目录。这份清单经历了多轮筛选——去年，湖南省面向所有县（市、区）征集需求，初步收集329项，经各县核实增至336项；经省直部门多轮反馈，第一轮剩52项、第二轮剩38项、第三轮只剩33项。336条需求与33项清单之间，隔着303条需求的落差。

向县放权，始于浙江。1992年，浙江省对13个经济强县扩权，湖北、河南、广东等省随后跟进。近年的动作愈发密集。2022年，河南省赋予县（市）第二批86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湖北省同年向79个县（市、区）下放126项省市两级权限。2023年，广东省首次批量下放60项省级行政职权，去年12月又下放7项。向县放权也写进了国家规划——今年3月公布的“十五五”规划明确，适时调整扩大经济规模大、人口增长快的县级市和特大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近期，又有多个省份跟进。今年6月，四川省将266项省级支持事项“打包”到29个试点县（市）；7月，湖南省出台向县放权实施方案。

各省放了什么？怎么放的？答案，写在各地的放权清单与配套政策里。

县一级之困：权力小、责任大

县一级分量几何？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去年11月发布的《新时代县域经济学》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国共有1867个县域，约占国土面积的90%，以全国52%的人口贡献了近40%的经济总量；2024年，全国县域经济总量达54万亿元，GDP超千亿元的县达62个。

以湖南省为例，全省86个县（市）占全省国土面积的九成、人口的七成，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

县域之间发展并不均衡。2024年，GDP超千亿元的62个县贡献了全国7.8%的GDP；同年，四川省183个县（市、区）平均GDP353.7亿元，“千亿县”仍是空白，而江苏省昆山市、江阴市的GDP均已突破5000亿元。

与体量不相称的是权能。县级政府身处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的最前沿，一些地方却长期面临审批权限向上集中的困境，权责倒挂、事权不对等。“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是基层治理中的突出困扰。2009年起，中央连续发文，明确“稳步推进扩权强县改革试点”，向县放权由此提上多个省份的改革日程。

从“省定”到“县点”

放什么权，过去多由省级部门“定单子”，向县放权开始让县一级“点单”。

以四川省为例，去年11月，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就《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加快培育打造市域副中心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今年1月，四川省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工作推进机制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29个试点县（市）名单正式“出炉”，会议同步通报《深化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加快培育打造市域副中心实施方案》，提出16项具体改革举措。

29个试点县（市）如何选定？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在系统评估各县（市）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工业基础、债务等级等情况基础上，按照突出发展潜力、尊重地方意愿、严控债务风险、兼顾区域平衡等原则选取。突出“抓强”取向，强县扩权赋能改革就是要培育县域发展头雁、打造强县雁阵，以点带面提升发展能级。这些试点县（市）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超1.2万亿元、占全省的19%。

今年6月，四川省印发首批266项省级支持事项清单。清单编制采取地方提需求、省委改革办统筹、省直相关部门核准支持的“点单式”工作方式，聚焦地方债务化解、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文旅融合、乡村振兴、开发区提能、国企融资增信等领域，为每个试点县（市）量身定制支持政策；各有关市（州）还同步明确285项市级支持事项。

广东省的探索更早。2020年，广东省就将35项省级行政职权调整由部分县（市、区）实施；2023年9月，广东省首次从省级层面系统性直接面向县（县级市）开展“批量放权”，将60项省级行政职权调整由有关地级以上市和县（市、区）实施；2025年12月，广东省政府发布《关于将一批省级行政职权调整由广州市黄埔区（广州高新区）和8个县（市）实施的决定》，再将7项省级行政职权下放县域，并要求省直有关部门与承接地在30个工作日内完成交接。这一系列安排，被概括为“县点菜、省市上菜”的菜单式赋权。

放权效应已在基层显现。在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由县级承接后，办理时间从约8天压缩至约2天；河源市东源县承接41项林地审核审批权限后，相关事项审批用时由过去的半年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

湖南省的清单同样逐项论证。13项省级事项中，省交通运输厅将公路建设项目设计文件审批等6项事项直接下放至经济大县；省林业局将矿藏勘查、开采及其他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林地面积1公顷以下、不含1公顷）等4项事项，分别以委托下放或直接下放方式下放至相关县（市、区）；建议市级下放的20项事项涵盖发展改革、自然资源、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领域，由各市州结合实际自行决定。方案同时明确精准赋能、宜放则放、权责一致、保障有力、闭环管理五条原则。

从“被动接权”到“主动要权”，经济大县的态度说明问题。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在“建议市级向县放权”目录中主动申请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食品生产许可等权限。这座靠“挑着扁担跑市场”起家的城市，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达791.5亿元。邵东市发展改革局相关负责人算了一笔账：“部分转型升级项目年能耗在1000吨标煤以下，出具‘无需节能审查函’需反复跑市里，时间较长。下放后办理时间可缩短30%。”

放权之外赋资源

近年来，向县放权逐步优化，不再只是简单下放权力，而是强调权限与资源、资金、技术同步下沉。

四川省的配套支持已经明确。省级财政单列60亿元新增政府债券额度，安排400亿元再融资债券额度；3年内每年安排2亿元设立“强县赋能产业贷”；土地指标由省级优先保障，资金申报采取“直申直报”。人才科技方面，推动高校院所与试点县（市）“一对一”对口合作，实现“一县一科技顾问”，支持创建“线上科创通+线下科创岛”分中心。各省级行政管理部门还将通过“下放、委托、优化”三重举措，在投资项目核准、环境治理等领域赋予试点县（市）更大自主权。

湖南省的配套机制写进了方案正文，承接县自事项目录公布之日起30日内制定承接方案；加大财力下沉力度，按照“以事定钱”原则将所需资金列入预算；落实“谁下放、谁培训、谁指导”，对专业技术强的事项设置不超过6个月的过渡期。放权实施6个月后还将开展评估，对运行不畅的权限予以优化、暂停或收回，对合理新需求及时增补。

广东省则在财政体制上先行一步，已将省财政直管县范围扩大至全部57个县（市）。今年，广东出现首个“千亿县”——博罗县，位于广东省中东部、惠州市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东北端，是全国百强县之一。博罗县统计局数据显示，去年全县GDP为1005.45亿元，同比增长5.5%。

广东省实现“千亿县”零突破后，县域发展如何再上台阶受到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陈耀表示：“改革赋能要以放权活权加要素保障，激活县域发展的原动力。”

13项、60项、266项，清单长短不一，指向相同：让县一级手中有权、干事有钱、发展有支撑。放权也不是一放了之，多省方案中，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已同步明确。这场改革的成色，要看县域一线的承接与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