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依赖市场自发秩序转向战略引导与市场活力并重，从短期回应转向中长期布局，从孤立发展转向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衔接。

□ 季晓莉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2030年）》。这份纲领性文件，是香港回归以来首次编制的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标志着“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由治及兴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

规划确立五大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其核心逻辑清晰可辨：以“四中心、一高地”建设巩固传统优势，以北部都会区为空间载体重塑产业格局，以粤港澳大湾区为腹地深化区域协同，以民生改善为最终落脚点。

五年规划终结了香港“年度式”“零散式”的发展规划，为企业投资和人才部署提供了“清晰的未来视野”；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使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从原则表述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协同；规划将民生改善单独成篇，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完善基层医疗等举措回应了社会长期诉求。

这份规划的诞生，其意义远超一份政策文件本身。它触碰的是一个困扰香港多年的问题：一个奉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的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如何运用战略规划工具应对结构性挑战？

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施政以年度施政报告为主导，缺乏跨越选举周期的长远布局，导致深层次矛盾一直难以解决。同时，香港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其中金融、贸易及物流业占比超四成，经济高度依赖外部环境。

五年规划的出台，标志着香港治理模式从“应对式”向“战略式”转型。规划明确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这一表述本身即是对传统“积极不干预”教条的审慎修正。规划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让“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各安其位。

在规划六大板块中，北部都会区建设被置于首位。这一安排具有深意。北部都会区涵盖30000公顷土地，总面积和未来人口均占全香港1/3，其战略定位是形成“南金融、北创科”的新产业空间格局，推动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从经济地理角度看，这一布局试图破解香港长期存在的空间约束：南部金融核心区已趋饱和，而新界北部大片土地长期处于低效利用状态。通过将创科产业、大学城、产业园区与居住社区整合规划，北都承载着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实验功能。但北都建设的挑战同样显著。新发展土地的征收、基建配套的同步推进、产业导入的实际效果，均需要跨越多个财政年度的持续投入。

规划在创新科技领域设定了明确的量化指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从目前的1.13%提升至2.7%。这一目标旨在扭转香港“重商轻科研”的固有印象，向国家平均水平看齐。然而，香港科创生态的薄弱并非单一投入不足所致。数据显示，香港初创企业大部分规模不大，成长期资本缺乏、早期投资少，科创生态难以形成自我循环，传统贸易服务能力的升级滞后。

规划的应对策略是“金融赋能创科”——利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引导资本流向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等领域。但这一路径的转化效率取决于资本市场对长周期科创项目的风险偏好，以及深港创新走廊能否真正实现人才、资金、数据的跨境高效流动。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它能否在五年内实现所有量化指标。它更标志着香港治理文化的自觉调整：从依赖市场自发秩序转向战略引导与市场活力并重，从短期回应转向中长期布局，从孤立发展转向与国家战略的系统性衔接。

这是一条没有先例可循的道路，其成败将取决于特区政府能否在“有为”与“不干预”之间找到恰当的尺度，既弥补市场在长周期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足，又不削弱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核心竞争力。

五年之后，当这份规划迎来终期评估时，评判标准或许不应仅是经济增速或研发投入占比，而更应看香港是否在保持开放与活力的同时，真正破解了产业结构单一、发展空间受限、青年向上流动困难等结构性困局。

这份蓝色封面的文件，承载的正是这样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