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王健生

江淮大地之上，一场静水流深的变革正悄然重塑安徽的产业版图。从昔日传统农业大省，到如今跻身区域科创高地，科技创新这一“关键变量”，正以前所未有的澎湃动能，转化为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

探寻安徽跨越式发展背后的实践逻辑，不止对这一个省，对全国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安徽的崛起绝非偶然，而是一场精心布局的战略行动。其首要逻辑在于以超前的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打造最优生态环境。

在资源禀赋并不突出的条件下，安徽敢于“押注”未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逆势投入京东方，2016年引进蔚来汽车。每一步都彰显着“以未来定义今天”的战略眼光。

更为关键的是，安徽构建了“源头创新—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集聚”全链条保障机制。

成立省级科技领导小组，省委书记、省长双组长挂帅，统筹全省科创“一盘棋”。

组建500亿元规模的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破解“死亡之谷”难题。

打造“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超90%的科研设备共享共用。

推行科研项目“揭榜挂帅”制度，量子通信等75项“卡脖子”技术由此突破。

这种制度创新释放了惊人能量：安徽区域创新能力连续13年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合肥更跻身全球科研城市20强。制度创新的“土壤改良”，让科技创新的种子得以破土参天。

安徽实践的第二个核心逻辑，在于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深度咬合、同频共振，形成自我强化的正向循环。

在量子科技领域，安徽创造了“沿途下蛋”模式：依托潘建伟院士团队基础研究突破，衍生出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企业；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运营后，又催生量子计算云平台等新业态。目前，安徽聚集量子企业90余家，形成从基础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到工程化、产业化的完整生态链。

新能源汽车产业更是产业链创新的典范：奇瑞建成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2024年研发投入近百亿元；合肥引入蔚来、比亚迪等龙头企业，同时培育国轩高科、巨一科技等核心配套；全省布局百余家汽车领域院士工作站，形成研发—制造—市场闭环。

这种“创新—产业”的裂变效应，使安徽新能源汽车产量4年增长15倍，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43.6%。科技创新不再是实验室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

安徽样本的全国性价值，在于其探索出了一条通过科技创新系统性变革重塑生产力本质的发展路径，为各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可复制的“操作系统”。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整体呈现“量质双升”的发展态势，但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仍然是制约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问题。安徽经验表明，唯有构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发展”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才能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的转化通道。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安徽正在更深层次破解创新命题：建设“科大硅谷”打造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组建合肥国家实验室体系攻关前沿技术，实施“双招双引”吸引企业、人才、资金集聚……这些探索直指创新深水区的核心矛盾——如何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研管理制度？怎样培育世界级原始创新能力？

在量子计算、核聚变、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的新赛道上，安徽的破题实践再次成为全国风向标。其持续突破的核心逻辑，始终在于坚守“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的理念，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

江淮潮涌，创新为楫。安徽将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的实践，本质是一场关于发展逻辑的深刻变革。当科技创新真正成为植根制度、融入产业、滋养社会的生态系统，它释放的将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动能，更是文明进步的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