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荆文娜

近日，在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4年会暨第八届中国就业促进理论和政策论坛上，与会专家表示，回顾2024年，中国经济克服诸多挑战实现了5%增长目标，一揽子增量政策及时出台落地达到了预期效果，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较好基础。其中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增长强劲，吸引一大批青年在B2C跨境电商领域创业；高新制造业带动多环节就业增长，尤其是机电等领域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大增。

不过，与会专家也强调，传统制造业、零售业、低端服务业受冲击导致岗位减少，使得低技能劳动者就业更为艰难，部分地区青年失业率上升。

“面对技术进步，当前社会上存在一些悲观情绪，认为新技术会淘汰大量就业岗位。但历史证明，技术进步总体上对就业产生的是积极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霆提醒，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具有复杂性，完善社会治理、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则、推动人类与人工智能共生共进、提升劳动者数字时代就业能力以更好适应劳动力市场变化等，将成为后续社会各界研究及实践的重要方向。

“技术进步通过提高生产力、推动产业部门创新和技术扩散，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美团CLC公共战略中心高级总监孟续铎表示，本地生活服务线上化率提升空间巨大，线上业务不仅未抢占线下就业机会，反而创造了新的消费和就业需求；美团的出海业务在香港、沙特等地取得进展，背后依靠的是通过技术降低成本，从而带动当地就业增长。此外，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也在持续催生新职业。

近年来，我国人口特征发生了较大变化。与会专家表示，一方面，“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再生产特征日益突出，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提供了大规模的高质量劳动力储备。

北京大学教授张丹丹认为，“人才红利”的出现可以弥补“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我国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逐步丧失，经济增长源泉将从过去依靠劳动力充分供给转向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关键作用。她同时强调，在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前提下，需解决好人力资源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就业矛盾，这有助于更好激发“人才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罗楚亮认为，采用延迟退休政策应对老龄化，可以提高所有群体的福利水平。长期来看，延迟退休提高了单位时间养老金收入，但由于领取年限缩短，养老金收入总额下降；而退休前工作时长增加，导致工资总收入增加。“综合来看，消费者的总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此外，由于当前社会中存在退休后再就业的现象，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将同步造成再就业的减少，并不会对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率带来较大冲击。”

“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可继续就业的低龄老年人。”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厚莲表示，未来需要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增强老年人就业和社会参与的意愿并鼓励其转化为行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

展望2025年，与会专家分析，绿色转型和科技创新将推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新能源等领域投资扩大将为就业注入活力。不过，就业形势依然不容忽视。2025年，高校毕业生规模继续扩大，将进一步加大就业市场结构性矛盾；随着技术进步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低技能劳动者和传统行业从业者将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专家建议，应进一步优化就业优先政策，注重消除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问题，加快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加大创业创新鼓励和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