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卢延纯 赵公正

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面临40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局面。高通胀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削弱了企业活力和经济增长潜力，加剧了社会矛盾，增加了全球陷入“滞涨”的担忧。对于引发本轮通胀的原因，观点众多，而西方政府机构和主流媒体对通胀问题避重就轻，或“甩锅”其他国家。

我们研究认为，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才是本轮通胀的根源，其对内治理失序、疫情防范失败，对外极限施压、不断挑事霸凌加剧了通胀的幅度和速度，可以说是人为造成了全球大通胀，预计通胀还会持续较长时间。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找准引发通胀的真正原因，又要警惕美国快速升息的溢出效应，防范输入性通胀，建好“防火墙”，维护国内来之不易的稳增长、稳物价大局。

美欧面临40年未有之大通胀

从欧美主要经济体3月份物价水平看，可以说齐创40年来的通胀新高。在居民消费价格方面，美国、德国、法国3月份CPI同比分别大涨8.5%、7.3%、4.5%，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高；欧元区CPI同比上涨7.5%，连续5个月创历史新高。在生产资料价格方面，3月份美国、欧元区PPI分别同比上涨11.2%、31.4%，均创历史新高。

本轮全球通胀已经蔓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如3月份巴西、埃及、俄罗斯通胀率在10%~20%之间，土耳其、阿根廷、伊朗分别为61%、55%、34%，可以说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按近期公布的4月份物价水平看，除美国略有回落外，其他主要经济体再创新高。4月份美国CPI、PPI同比分别上涨8.3%、11%，均高于市场预期，为40年来的历史第二高位。我国物价水平一直运行在合理区间，与国外大通胀形成鲜明对照，今年4月份CPI同比上涨2.1%，PPI涨幅连续6个月回落，显著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贸易保护主义是大通胀总根源

面对世纪大通胀，西方政府机构的表现并不称职，或为隐藏真正的原因。去年二季度，美国物价已经出现趋势性上升苗头，美联储用“一次性”“阶段性”等词语混淆视听，寄希望物价回落。今年以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将物价飞涨的原因归结于俄乌冲突，“甩锅”普京，甚至还造出新词——“普京涨价”。这表明，美国政府是不愿意正视通胀问题的。因此，面对西方国家40年未有之大通胀，我们需用更长的历史眼光、更宽的政治视野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首先，美国深陷保护主义泥潭，经济让位于政治正确，是引发通胀的总根源。贸易保护主义从不同层面提高供应成本，最终推升物价水平。一是各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譬如，中美贸易摩擦，加征关税直接导致进口价格上涨。二是保护主义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不能发挥比较优势。西方国家鼓吹本地化生产，吸引跨国公司回流，成本洼地吸引力减弱，不再能配置最优生产要素。三是美国动辄“长臂管辖”，对特定企业和产业链进行制裁，人为中断、扭曲产业链，使供求关系发生快速变化，价格失去控制。四是保护主义还通过政治施压、舆论攻击、道德绑架，让成本和价格不再是决策的优先事项。一些跨国公司受政治和舆论压力，改变供应渠道，被迫选择更贵的从而放弃特定市场的低价产品，导致产品价格上涨。总之，保护主义抑制了全球贸易发展，削弱了专业化分工，降低了生产效率，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的大敌、通胀的“病根”。

2017年特朗普任美国总统后，坚持美国优先，高举保护主义大旗，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别是对我国极限施压，大搞贸易摩擦。2021年初，属于建制派的拜登上台后，为扭转抗疫失败、国会骚乱中失去的“美式民主”形象，重修“民主灯塔”、重归“多边主义”。然而，拜登选择性的带有“民主标签”的多边主义，实质上加速了保护主义的趋势。拜登在强化“五眼联盟”的基础上，又宣布与英国、澳大利亚成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联盟，不断强化美国的“印太战略”，在政治军事上围堵我国。拜登政府继续在经济上对我国极限施压，扩大实体清单，特别是针对高科技企业，全球芯片危机就是典型的人为导致短缺的例子。西方媒体还炮制“新疆棉花”事件，就是打压我国经济、阻断我国纺织品产业链的典型。总之，美国奉行贸易保护主义，不计成本地强力推动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并为转移国内矛盾极力寻找他国作为“替罪羊”，使得经济让位于政治正确，表现为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且这种成本增长具有粘性，难以消除并逐渐积累，终于在2021年爆发出来。

其次，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鸿沟”，抗疫没有成为全球合作的契机，反而暴露了世界治理体系的不足、加深了保护主义的沟壑、助推了通胀的蔓延。美西方一些国家抛弃合作理念，从病毒溯源政治化到奉行“疫苗民族主义”，将政治利益放在人类生命健康之上。2021年初，美国率先研制成功新冠肺炎疫苗，并投入大规模生产和接种。然而，新冠肺炎疫苗的囤积和分配不均暴露出的“疫苗民族主义”，使得西方与其他国家的“信任鸿沟”继续扩大。西方在销毁过期疫苗，而贫穷国家却一剂难求，经济复苏和防疫政策的步调差异使得全球供应链运转失序，不断推升商品成本。从贸易的角度看，疫苗接种不平等的影响更为显著，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抱团取暖，加速改变了贸易流向。截至3月，我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约22亿剂新冠肺炎疫苗，成为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东盟也连续两年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

再次，俄乌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制裁和反制裁的斗争、粮食和能源价格上涨对通胀的推升作用不可低估。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中东地缘政治矛盾不断积累，石油危机爆发，是西方陷入滞涨泥潭的根源。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是北约不断东扩、压缩俄罗斯地缘政治空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拱火”的结果。这可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俄乌矛盾的演变可能成为全球政治势力重新划分的分水岭，重塑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俄乌是能源、农产品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家，一些国家对俄乌粮食和能源依赖性很强。西方国家对俄制裁和俄反制裁的斗争，已经蔓延到这些领域，且有继续加剧的趋势。俄乌冲突对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已经显现，特别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令人担忧。

最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通胀“添火”。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联储紧急降息到零，并开启“无上限”量化宽松政策，被媒体形容为“开直升机撒钱”。从2020年2月末至2022年3月末，美联储总资产规模由4.21万亿美元迅速扩张至近9万亿美元，两年时间累计增长了1倍多。有人认为，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本轮大通胀的主要原因。而我们研究认为这轮通胀的根源是保护主义，宽流动性只是放大了通胀的幅度和速度。首先，通胀通常被认为是货币现象，但根本上还是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疫情降低了供给、“撒钱”扩大了需求，供需矛盾加剧导致物价上涨。其次，该结论不能解释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情况，当时美国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伴随着低物价，也不能解释日本宽松货币政策下持续20年的长期通缩。所以，宽松货币是通胀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需要关注的是，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是通胀的主要受益者。首先，从流动性释放的流向看，多数进入了资本市场，华尔街投机炒作的“子弹”充足，推高商品期货等金融市场价格。例如，在全球疫情继续蔓延的情况下，去年铁矿石价格涨到每吨237美元的历史新高。今年3月，西方机构逼空伦镍期货，价格飙升到每吨10万美元，迫使交易暂停。其次，疫情以来，全球物流梗阻、运费暴涨、芯片稀缺、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等问题接连出现，西方大企业却在利用垄断和资源优势获取暴利。国际知名石油公司、四大矿商、四大粮商、几大海运和贸易商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巨头，利润都在暴涨。比如，2021年高盛、嘉能可分别净赚216亿美元、213亿美元，均创历史记录。可以说，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利用垄断优势，把危机带来的价格暴涨变成获利的良机。这种不当得利，放大了供应的不足，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加剧了通胀严重程度。

综上，此轮全球大通胀的根源是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客裹挟民意举起保护主义大旗，贸易战是起点，疫情和地缘冲突是催化剂，宽松货币政策为通胀提供了充足的“子弹”，华尔街和西方大企业推波助澜获取通胀暴利，这些因素都围绕着保护主义主线，共同推高物价水平。保护主义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破坏，在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突发事件冲击下彻底暴露出来，而流动性放大了供需矛盾。俄乌冲突作为突发因素，加剧了通胀的速度和幅度。可以说，本轮国际大通胀是人为导致的，美国正是此轮通胀的始作俑者。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近的民调显示，面对美国40年来最严重通胀，38%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是通胀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疫情（28%）、公司提价（23%），俄乌冲突仅占6%。近两届美国政府的主要经济政策就是转向保护主义，表明美国民众作为通胀的受害者，还是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