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 勇 汤黎明

2021年6月，有媒体报道一位48岁男子写给上海市政府的失业求助信引发热议。写信者自称高学历，曾任职外企高管，但失业3年求职无门。他和妻子育有两子。他在信中说：“一直在申领政府发放的微薄失业金，加上偶尔挣到的咨询费及家里有限的储蓄勉强度日。”当前，我国就业形势面临严峻挑战，新型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大龄青年和中年高管失业的案例日渐增多。

据教育部披露，我国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受疫情因素的影响，部分行业也存在裁员、收缩。比如，房地产、文化旅游、互联网等行业都有大量再就业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我国“35岁职场危机”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复杂背景。洞悉中青年人才失业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有利于缓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与内生性机制冲突问题。

再就业难有深层原因

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再就业难与应届大学生就业难有着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其本质属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例如，部分中年职场人士在尚未找到符合本人理性预期的岗位之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处于待业状态，这类“自愿性失业”情况叠加疫情突发因素的影响，转变成了“非自愿性失业”。针对这类情况应当辩证看待。一方面，中高层次社会人才比应届生有着更高的就业期望值，其对于岗位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乃至工作职责都有着较高的要求。而体制内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招聘标准也非常高，导致该类人才就业市场呈现供需失衡的矛盾。另一方面，单位招聘不到意向需求的中高层次人才，大量的中高层次社会人才找不到意向的工作。

以我国高校教职类岗位的招聘为例，大部分高校采用6年制的“非升即走”预聘制模式，国内高校纷纷效仿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大学聘用制度。然而，舶来品的“非升即走”预聘制度却在我国高校人才招聘领域中呈现出“水土不服”的情况。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满足社会人才求职自由的高层次招聘平台，这导致相当一部分预聘制教师在6年制的“非升即走”中演变成了“非升即失业”的现实困境。

就业市场体系需完善

在促进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充分就业的过程中，政府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机构可充分整合中高层次人才市场供需双方资源，来确保构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市场体系。比如，一些民营初创企业急需懂经济、懂法律的专业顾问，而市场上也有大量具有丰富金融法律经验的“待就业”的中年人才，政府可构建专门针对社会人才招聘和求职的信息发布平台，我国现有的数字技术完全可以保障人才市场供需双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当前，我国现有的招聘平台大部分以劳动技能型人才的招聘为主，平台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缺乏有效掌控。我国的猎头行业发展也较为迟缓，尚未构建成猎聘中高层次人才的成熟市场体系，这也使得我国社会招聘中的猎聘市场“柠檬化”。因此，我国整个猎聘市场在促进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极为有限。

借共享经济以创业带就业

据笔者调研了解，社会求职者所面临的现实挑战要远比应届生大，相当一部分社会求职者已经成家立业，上有老下有小，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每个中青年人才失业的背后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经济支柱的倒下，解决我国社会求职者的就业难题有利于充分体现政府保民生促就业的“定海神针”职能。

在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和共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有利环境下，完全可以将中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技能与初入职场的应届生的职业培训需求充分对接。一方面，能为中高层次人才带来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变现收入；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升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全要素生产率。中高层次人才可以借助发展共享经济的“快车道”来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模式。比如，在知识付费领域中的网红经济学家薛兆丰老师从北大辞职后，并没有影响到其个人事业的发展，相反却获得了更为自由的事业发展空间。其中，高层次人才的职业技能在市场化领域中获得了商业实践层面的成功，有助于获得更加多元化的再就业机会。所以，共享经济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中高层次社会人才的就业创业，并能有效缓解我国人力资本市场中的供需失衡矛盾。

（作者单位：叶勇，中国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创业培训服务专业委员会；汤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后流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