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何 邓达奇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之一。《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第六部分提出“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工具，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智慧法治”是现代信息科技与法治建设深度融合的产物。这也是国家治理进入数字时代的必然结果。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工具可以对提升城市法治化水平有良好的作用。

当前，在法治领域广泛应用信息与智能技术已经产生良好的成效。尤其2020年后，智慧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全国各地互联网服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首先是各地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创新提出“互联网+立法”思路，该思路主要是为了解决公民参与立法的被动性。当前，立法单位通过应用互联网技术探索出更多的公民参与立法的新渠道和新方向。对于具体法规的设定，会通过网络渠道充分吸取公民的意见和建议，公民可以通过网络快速反映自己对当前法规的认识和意见，无形中提高了立法的民主性。

其次是“智慧司法”的提出和应用也让各地行政部门的司法公平度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当前，各地法院不断创新工作机制，将工作机制与智慧科技进行深度的结合，法院逐渐地智慧化，并通过开设“类案在线办理系统”“电子卷宗随案生成系统”等多个信息化办案系统，为司法改革步伐和司法效率的提升夯实了基础，诸如案多人少、执行难、司法监督力度不够等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检察机关也在网上全面实施了刑事案件电子卷宗网上流转，通过信息化的模块方式对法律规定进行了全面分解，数字系统实现了对卷宗材料的快速审查，减少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充分提高了办事效率，更实现了常态化的监督。“云上仲裁”的启动更是实现了全球范围内，24小时不间断为公众提供证据固化、在线公证、在线仲裁等法律服务。

随着“智慧法治”的步伐，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得到快速提高。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例，温州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正处于传统产业积极转型的关键时期，这给当地政府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温州市政府为更好地掌握基层信息，实现了“以政府部门为中心”向“以企业和居民为中心”的转变，对当地企业和群众开展了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服务。另外，针对政府的组织形式，也正积极应用智慧法治实现政府管理体制，从科层制到神经网络制的转变，从根本上提升了法治的组织动员效率。而从当地政府的工作内容来看，智慧法治的推动和实现，也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

除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中西部地区的“智慧法治”进程也十分迅速。例如：在信息安全保障和统筹法治领域科技应用和智慧发展方面，以山西省太原市为例，第一是积极探究完善有关“信息共享”“隐私保护”等制度，为掌握数据的大型企业加大其社会责任的要求，并且通过设置风险风险等方式，做好大企业发展的约束，旨在维护好市场规范竞争和消费者的权益。第二是积极发展互联网政务，结合智慧城市的创建，不断强化信息和智慧技术在政务方面的深化融合。内蒙古自治区则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通过“智慧法治”大幅度改善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民主参与和民主协商的方式，充分发挥出民主性，帮助当地的少数民族广泛参与到“智慧法治”的创建中，依托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信息孤岛”，真正实现了法治民主。

总体看来，目前全国各地“智慧法治”工作已经初见成效，这也代表了我国现代法治的不断发展推进。随着科技与治理的完美结合，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服务能力会得到充分提升，这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职责所在。未来，城市与科技的结合将会不断提升“智慧法治”建设工作，为我国发展贡献出应有力量。

（陈何，法学硕士，广发信德基金策略部；邓达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研究人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政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