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是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经历了曲折才形成、发展并逐步完善的。学者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有不同的分期，不过，把党成立后到大革命失败这段时间作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已经形成共识。在大革命时期，党在河南领导农民运动时，采取统战的策略，对成分复杂的红枪会进行引导和改造，并发动了豫东农民武装起义，有力地策应了北伐。

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变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提出了“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在“一大”决议里面更多地关注“工人组织、工人学校、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等。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是扎根于工人阶级。到党的二大时，我们党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策略、任务和目标有了明确的认识，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提到：“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贫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于1923年1月《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关于“农民问题”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之基础，农民至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六十以上”“中国共产党若离开了农民，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群众党。”邓中夏也提出：“中国不革命则已，欲革命我们不教育、不煽动领导这占人口大多数之农民积极参加，哪有希望”。之后，党开始领导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且集中于长江以南地区。在中共党内最早开始农民运动的是澎湃领导的广东海丰县地区的农民运动，并成立了海丰县总农会，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发展最好的地区。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初具雏形

河南的农民运动有其特殊性，河南农民遭受的苦难非常深重，为了自保，彼时多已加入红枪会等各种会门组织，如通许县娄伯寻创建的通许红枪会，从1923年创立到1924年仅仅一年的时间就发展到通许、杞县、陈留三县，人数达到30多万。由于红枪会自身的局限性，具有宗教迷信色彩浓厚、思想愚昧、武器落后、派别林立、组织松散、立场不坚定等特点，且成分复杂，不仅有农民，还有游民、土匪、地主、乡绅等等，有的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有的是土匪组织，有的则为地主豪强所利用。基于这样的现实，党在河南开展农民运动的策略要和之前中国南部省份有所区别，如果处理不好，还有可能把枪会里的农民推到敌对的阵营。如何把红枪会的力量变成革命力量，这是摆在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面前而且必须作出回答的时代命题。毛泽东很早就对中国农民问题予以关注。早在1919年7月28日，他就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号召农民“应该和我们的同类结成一个联合，切切实实彰明较著的去求解答。”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讲到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他指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李大钊更进一步指出，党要派人加入红枪会内部，从而“变旧时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李大钊以广阔的视野、深邃的洞察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给我们指出了要和枪会民众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肖桂林曾对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进行了论述。肖桂林认为，“乡村联合战线”的阶级基础是农民阶级；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可分为劣绅、乡绅、土豪和绅士，应该加以区别对待；革命者要教育、引导农民；应以贫农、佃农和雇工为主力成立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阶级性与红枪会等农民组织有本质上的区别。”［肖桂林：浅析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的基本内涵（J），党史文苑，2011-02］不难看出，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等对中国农民运动的论述以及李大钊“乡村联合战线”思想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的雏形，并在实践上指导着河南的农民运动。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农民运动中的运用

五卅运动后，中共中央和李大钊先后派了大批优秀干部赴河南开展农民运动，其中有王若飞、肖人鹄、王克新、张海峰等。1925年10月，中共豫陕区委成立后，11月，“王若飞、肖人鹄等将豫南信阳、豫西荥阳、豫东杞县作为全省农民运动的重点，开始普遍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李永芳：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数论（J），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农运同志“在广泛组织农民协会期间，开始做红枪会的工作，使不少枪会首领愿意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建立合作关系”。［陈传海，徐有礼：河南现代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肖人鹄以广州国民政府河南特派员的身份到杞县领导豫东农民运动。肖人鹄和杞县特支书记张海峰、共产党员吴芝圃以付集、何寨两个基层党支部为核心，以红枪会为基础开展工作。杞县红枪会最先成立时是中、小地主的看家护院组织，后来才允许底层农民加入，形成了玄门红枪会、坎门红枪会和离门红枪会交叉并存局面。其中，坎门红枪会公推通许县东北部娄拐村的娄佰循为总团长，运店村曹金林为副总团长，白塔村刘锡禄为总团军师。玄门红枪会公推何心榕为总团长。党特别注意对红枪会中、下层人员的秘密联系，争取与团结，对上层首领做统战工作，积极发展革命力量。随着党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红枪会组织的领导阶层发生了急剧变化，部分开明进步首领顺应了形势要求，日益倾向革命。1926年2月1日，在杞县甲种农业学校礼堂举行了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广州国民政府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和广东省农运负责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等，都亲笔写信向大会表示祝贺。杞县农协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全省的农民运动。不久，红枪会首领何心榕、孔泽友、安子敏、孔寅初、韩云亭、何心彬、张玉镜、李福瑞、吴体彦、王国安等先后加入共产党。

河南农民运动促进广大农民思想觉醒

李大钊在1925年12月30日发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指出：“最近河南的农民运动亦颇著成效。”1925年下半年到1926年初，河南农民运动发展规模和人数均仅次于广东而居全国第二位。［鲁玲：李大钊与河南的革命运动（J），兰台世界，2012年5月］1926年4月，在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下，河南省农民协会在开封成立，肖人鹄、张海峰被选为主席、副主席。“河南省农民协会是在全国继广东省农民协会之后成立的第二个省级农民协会，进一步促进了全省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李永芳：大革命时期的河南农民协会数论（J），史学月刊，2016年第11期］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觉悟有了很快的提升，他们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越来越的农民和红枪会群众纷纷加入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越来越多的枪会首领表示愿意接受党的领导。所以说大革命时期“河南的农民运动，十之九是枪会运动”。[河南农运报告（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据1926年4月报刊记载，仅信阳、许昌、杞县等6个县加入农民协会的红枪会员即达10万人。到1927年3月，河南红枪会支配下的群众已“不下百余万了”。尤其是以杞县为中心的相邻几个县，由红枪会改造成的农民自卫团纷纷加强军事训练，开展联合行动，共同对付反动军阀和土匪，为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的光辉实践

1927年3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河南省五大地区（豫东、豫南、豫北、豫西、豫中）农民代表会议，会议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主持，他对如何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北上作了明确指示。之后，肖人鹄、张海峰、吴芝圃、孔寅初、王亦言等人成立了中共豫东农民自卫军领导组临时支部，筹备起义事宜。为了联合豫东各县统一行动，张海峰于4月赴通许、陈留、睢县、宁陵、商丘、永城等地开展联络活动。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推进，豫东各县县城已没有奉军主力，革命形势已经高涨起来的豫东正是起义的好时机。5月23日，肖人鹄、吴芝圃、韩绍棠等人在杞县南部何寨何家祠堂宣布举行豫东农民武装起义。“农民自卫军占领杞县县城后，建立了杞县有史以来第一个民主政权——治安委员会。豫东农民武装起义一举占领5座县城，第一次在县城建立了农民自己的政权，成为民主革命时期豫东农民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中国共产党开封历史（第一卷）（1919—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6月。］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否认，豫东农民起义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萌芽时期指导河南农民运动的一次光辉实践，在战术方面无疑是成功的。

（安北平：中共开封市委党校教师；王柳：河南省化工技师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