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上述一系列文献里，系统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现实相结合的观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以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思想，构成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第二次理论创新解决了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可以简要称之为“党的建设伟大理论创新”。

理论创新的现实规律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我党实现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实践。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这一百年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国革命的现实基础。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里系统阐述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我党建立之间的革命关系，指出要研究党的思想发展，就离不开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系统研究，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以中国为中心去研究，不能照搬马恩列斯原著。他在一系列文献里都紧密结合这一历史背景来论述党的历史使命和现实任务，论述不同历史阶段党面临的形势，定位党的阶段性目标和任务。

全面了解中国社会，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为了了解中国农村，毛泽东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研究，他撰写《湖南农村考察报告》，解决农民运动的是与非问题，《中国佃农举例》解决佃农基本情况，《寻乌调查》解决农村富农问题、农村经商问题，《兴国调查》解决的是土地分配问题，《东塘等地调查》和《长岗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解决乡村苏维埃基层工作模式等。这些调查报告，不仅为当时党和红军建立农村根据地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获得整体认识，还对研究革命斗争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毛泽东从事调查研究的成果，不仅具有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高度，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性，是对中国农村进行社会研究的典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党内领导层，确实没有哪个像毛泽东那样做过如此深入和多样的社会调查并从调查中总结出各种各样的中国革命的道理。《寻乌调查》像是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现代文本，让人读出那时的社会关系详情和各阶级的生存面貌，算得上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范本。探索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引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果缺少对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全面深入了解，由此升华到理论认识高度，是不可能达到的。

理论创新的真理实践性

真理需要实践检验并为实践所认可。理论创新是否成为科学真理，同样需要在革命实践中验证。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完成的两次重大理论创新，其显著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现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集体，是这一理论创新的主导者，也是重要实践者，而中国革命历程则证实了我党理论创新的真理性。

“八七会议”之后，在中央苏区的示范引领下，湘赣苏区、湘鄂苏区、鄂豫皖苏区、甘陕苏区先后实现武装割据，健全了党组织，壮大了红军队伍，改变了“四一二”事变后革命的低谷局面，党重新明确了革命道路。1942年延安整风，统一了党的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革命事业蓬勃发展，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党的队伍空前扩大，形成了陕甘宁、晋察冀、华中、山东、晋绥、东北等独立发展而且规模巨大的解放区，壮大的八路军、新四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影响深远，在政治上全面压倒国民党，最后在解放战争中打败国民党，解放全国，建立新中国。

前后两次理论创新形成了以毛泽东著作为代表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而完成这次理论创新，标志着我党从幼年走向成熟，开始肩负和完成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使命。理论创新成为我党领导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指导思想，成为发动群众、引导群众和推动全党奋发有为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

（作者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