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畅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向世界各国提出“开新局”的应对之策，为未来世界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新机遇。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因为科技基础、教育基础、产业链基础不同以及获得疫苗和资源的能力不相通，发达国家与不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和鸿沟在扩大。尤其在疫情之后的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上，存在迫切的资金缺口，所以需要更加多元的、可持续的、创新的、绿色的融资方式助力“一带一路”。

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全国政协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可持续融资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圆桌会”上指出，“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一带一路”高度赞赏，强调该倡议的重要性，也提出很多新需求。但另外，国际上也出现一些怀疑的观点，甚至出现阴谋论，说中国借“一带一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及可能造成一些发展中穷国债务不可持续。

周小川说，对于疫情所造成的债务困难，二十国集团（G20）已经通过了缓债计划，并延长两次到今年年底；G20前一段也通过了关于债务重组的共同框架。周小川指出，“从中国角度来讲，外面主要的怀疑论是说中国很多‘一带一路’项目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项目”。他说，“自己看了一些案例，很多项目是基层觉得有机会，一些建筑、设备公司就在‘一带一路’沿线找项目，与对方合作。这些中国公司由于缺乏资金，需要金融机构，如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等的支持。但是，这些金融机构要算账，条件不可能太优惠，有时会希望对方有主权担保或者有矿产品、其他方面的出口保障。项目谈成后，可能会作为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成绩，结果一些人就把它们解释为是中国政府自上而下做的项目。实际上，这些项目都是自下而上的。”

此外，中国金融机构的筹资成本，基本上靠市场发展来筹资，融资根据国内的货币财政情况、通货膨胀率、储蓄回报等决定，跟特别的量化宽松所导致的低利率、零利率市场上拿到的资金不一样。目前，中国市场的资金价格比境外还平均高约两个百分点左右。国家财政支持国开行和进出口银行的资金也并不多。周小川认为，应该要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工业化投资等方面真正找出针对性的解决思路，并形成可持续的局面。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指出，“一带一路”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都非常有吸引力。

“一带一路”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金立群表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家国际银行，按公司治理准则运作。而“一带一路”则是平台，这个平台使得所有参与国家共同来在上面进行运作，但是共同目标都是能够实现国际合作。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金立群解释说：“40多年前，我们已经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本来的债务问题，它不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借贷，而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如何能够最好地将资源配备到最合适的地方，如何将其运用到生产力最高的部门去”。

金立群认为，“解决债务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帮助债务深重的国家用新的融资来进行更好发展，而不是停止新融资使它们失去进一步成长的动力，并且能够保持尽可能比较高的国际评级。如果可以一起合作来帮助他们改善基础设施质量的话，那债务问题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解决“。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是不是应该支持比如煤炭等相关传统项目，金立群进一步指出，如果钱是来自于中国支持，就应该投资绿色的可持续的以及可再生的发展项目，这样也能够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形象。

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副院长曹莉从亚洲资金投资角度分析指出，“一带一路”投资需要形成合力，倡议更多地吸引亚洲资金投资“一带一路”，这是因为整体上看亚洲国内储蓄率比较高，平均在30%以上，本币合作进程也向前推进。亚洲有多个实力雄厚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十大金融中心里亚洲就占六个。另外，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也不断加强，因此倡议吸引更多的亚洲资金投资“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