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少琼 文/图

时光斗转，又是一年。踏着那条湿滑、崎岖的山路，我们来到了母亲的坟前。摆上芬芳的鲜花，它寄托着我们对母亲无限的哀思；插上洁白的坟飘，它诉说着我们对母亲无尽的思念……

历尽艰辛

投身革命

我的母亲陈德英是贵州省黔西县人，生于1916年2月。在她五岁时，我的外公便离开了人世，由于家庭贫困，母亲被送人抚养。才七八岁，便与大人一起下地薅苞谷、薅大烟、割草、干各种家务活，幼小的肩膀上过早地承担了一个家庭的重担。

1933年，我的父亲向别人借了一套衣服便与母亲拜了堂，从此之后，母亲便开始了她新的操劳。婚后，她与父亲一道，靠给地主租土地种庄稼来维持生计。1936年，我的大姐，母亲的第一个女儿呱呱坠地。家里穷得四壁空空，在月子里，母亲连猪油都没见过，更别说营养品了。再加上我的老太爷受封建传统观念束缚，认为生了姑娘就是生了个强盗，导致无人照顾母亲。正月里，母亲得了产后寒，发高烧，起不了床，又无人给母亲端水。父亲便用水桶装了一桶冷水，放在床前，由于气候寒冷，水冻成了冰，母亲只好用瓢打开冰舀水喝。就是在这无钱治病、无钱买药吃的艰苦情况下，母亲靠着顽强的生命力生存了下来，但从此落下了支气管哮喘、肺气肿等毛病。

1949年，新中国成立。次年，土地改革干部进驻我的老家——五里二村。当时，工作队的干部吃住都在我们家，并把父母作为土改的培养和依靠对象。母亲在工作队的培养下，全身心地投入到土改运动中。村里开大会，她积极上台发言，发动广大贫雇农加入农会，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下半年，五里二村农会成立，因为母亲热心党的事业，忘我工作，被群众推选为农会委员，并担任妇女联合会主任。

1952年，母亲光荣入党，并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同时还兼任村里的义务接生员等工作。从那时起，母亲便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各种工作之中。农会工作、妇女工作、义务接生工作、调解工作、外出学习开会、参加培训等，母亲像是一头任劳任怨的老黄牛，兢兢业业，鞠躬尽瘁。

为了支持母亲搞好工作，父亲则更多地承担了地里的庄稼活。我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厚道而又十分勤劳的庄稼人，家里种有一斗多的苞谷地、几十挑水田，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可父亲从无怨言。人民公社成立后，父亲担任生产队长，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他年老体迈、干不动工作，才选择辞去生产队长职务。

创办小学

为民谋利

1952年，还是互助组时期，村里有很多贫雇农的小孩，十几岁了还在家里放牛、干农活，得不到去学校念书的机会。因为学校离我们的村子有七八里路，母亲为此焦急万分。她多次找到中心小学当时的校长郑仲谋，要求在我们村里建一所小学，以解决这些小孩的上学问题。郑校长经不住母亲多次诚恳地请求，终于同意在村里建一所小学。于是母亲便积极与村民商量办学事宜。没有桌凳，就将寨子中那棵沙堂树砍下改成木板，请木匠胡德清做了12套桌凳。

1953年9月，民主小学正式开学。当时就读的有9个学生，第一位教师是从贵阳遣送到乡下的知识分子胡英才，报酬是每个学生家凑两斗大米。慢慢地，学生由少到多，教师也换了一轮又一轮。现如今，在民主小学接受启蒙的学生，已有六七百人，许多人已走上建设祖国的各个岗位，其中不乏大学生、研究生，还有一人成为武汉大学法律博士，也是我们村的第一个博士生。

以身作则

送儿参军

1954年，国家征兵工作首次在老家开展。母亲当时已经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还有我的幺公、幺奶二位老人也靠他们赡养。吃饭的人口多，能干活的人就只有父亲和母亲。由于老百姓对党的政策不理解，生怕把孩子送到部队当兵有去无回，村里有一位适龄青年为了抗拒当兵，竟然将自己的右手食指砍了下来。为了做好征兵工作，母亲毅然决定把刚满18岁的大哥送到远隔千里的东北部队，大哥一去就是五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缺少劳力，吃饭人口众多的家庭是多么的不易。

光阴似箭，几十年弹指一挥间。1972年，母亲又把她最疼爱的小儿子——我的小弟弟送进部队，他在部队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锻炼，在孝敬父母、关心兄妹等方面，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从1954年~1972年，母亲先后将自己的四个儿子送到部队，为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家教严格

无私哺育

我的母亲一字不识，却深明事理，有着博大的胸襟，铸就了我们勤俭、自强的家风。母亲从小对我们的管教很严格，她常常教导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要做好人，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勤劳善良、自尊自强，这让我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

早在20世纪50年代，母亲就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送我们上学念书。要知道，过去我们村里是没有人肯送孩子进学校念书的，特别是女孩子。我的大姐现已80多岁高龄，她虽然只读到小学毕业，但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三哥、二姐、小妹和我都分别读到中专和大学毕业。我们兄妹中有六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的放牛娃，如今有的是干部、教师，有的是警察、检察官。能有今天的进步，全靠父母严格的家教和呕心沥血地哺育，全靠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在母亲的众多儿孙中，有武汉大学的法律博士，还有二十几位学习各种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如今各自生活工作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为祖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记得曾有人说过，一个优秀的好女人不仅在家庭中各个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整个家族中也会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这些话在母亲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应验。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依稀记得我们家的墙壁上，贴满了母亲各种各样的奖状，我们家用的锄头和镰刀，全都是母亲所得的奖品。1957年，母亲被选为五里区人民代表。党和人民给了母亲崇高的荣誉。

扶贫济困

助人为乐

母亲年老后，由于体弱多病，除了参加一些党的会议和活动外，大部分精力都用来管教她的儿孙们。在老家百花湖方圆几十里地，母亲德高望重。无论是在教育子女、家庭团结，还是扶贫济困、助人为乐等方面，母亲都为大家树立了榜样，乡亲们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1995年，村里刘老三家的房子在一场暴雨中被狂风掀翻，房上连棵草都不剩。母亲知道后，亲自给老三送去200元，让他买草盖房子。1996年，邻居黄母牛家房子不幸被火烧了，母亲除了给钱帮他修房子外，还从家中拿了许多衣物送到他家。

1997年，母亲听说猫冲村的赵老东家生活困难，便请卢家寨的叶德明之子带信给赵老东，要他到家里来。那个赶场天，母亲上街买了两条新裤子，又找出家里的许多旧衣裤，等着赵老东来拿。赵老东拿到这些衣物后感激得泪水直流。不久，母亲又花了1000多元从贵阳买来100多条新裤子，分别送给寨上和外村的贫困人家。当毛栗寨村的群众自发修建当地的观音庙时，母亲带头捐赠了500元，此后又陆陆续续向庙里捐款，最高一次捐赠了1500元。

多少年来，受过母亲帮助的人家举不胜举。而母亲资助别人的这些钱，全是儿女们孝敬她的零花钱和生活费，她自己生活勤俭、节约，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母亲从不吃糖，可当她看到孙儿们掉在地上的糖，就用她的拐杖把它扒到脚旁边，再艰难地弯腰拾起。一次，我不解地问母亲：“您老人家又不吃糖，捡它干啥呢！”母亲回答道：“在山不可枉烧柴嘛！”直至如今，每每想起母亲的教诲，我还是忍不住泪湿衣襟。

2000年2月，母亲走完了她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安详地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虽然走了，但她老人家高尚的品德、坚韧的性格、拼搏的精神，将永远激励、鞕策着我们，教我们做人，催我们奋进。

（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清镇一中高级英语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