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亚平 陈艺怡 龚婉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在全国各地相继办理了一些局级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结合前些年办理的类似案件，总结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探讨，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共同构建健康文明的政治生态。

办案单位对立功问题不够重视。个别监察委在调查职务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明确的其他官员犯罪线索，办案人员往往不予记录，也不予处理。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渠道授权辩护律师或其亲属代为处理，以及如何代为处理。而且可能存在泄密情况，暗中被举报人实施打击报复，导致案件后面的处理对涉案官员非常不利。这样，既不利于揭露犯罪，也不利于刑法立功制度的实施。因此，进一步构建并完善立功的操作性步骤，是非常紧迫的问题。

办案单位对自首认定过于严格而且存在失误。很多职务犯罪的调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往往不告诉涉案官员的问题线索，而是让官员自己主动交代，涉案官员经常将办案单位并不掌握的犯罪事实供述出来。这些犯罪事实往往与办案单位掌握的犯罪事实罪名不同，而且，即使罪名相同，金额往往要大很多。办案单位往往不愿意认定为自首。事实上，无论是从罪名不同，还是罪名相同来讲，只要未掌握线索的金额比例超过70%以上，就应认定为自首。或者，突破传统思维定势，按照金额比例来认定自首的比例，换算成量刑的具体数字，这样更为精准化。

普通受贿罪中往往掺杂斡旋受贿等细节性问题。官员受贿罪牵涉不同的行贿人。经仔细分析，其中有些受贿款定性为斡旋受贿罪比较恰当。但实践中办案人员包括检察院均不加区分，有粗糙办案之嫌。斡旋受贿罪，其构成要件是要求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与普通受贿为他人谋取利益存在明显区别。因此，进行这两种利益的区分，对精准及精细化定罪、量刑有重大意义，也是刑事法治文明进步的需要。

讯问笔录质量有待提高，诱供逼供现象仍存在。讯问笔录存在明显的粘贴复制、简单、套话、重复、漏记等各种问题，甚至明显不是犯罪嫌疑人的原味供述，而是办案人员采用自己的主观语言表达风格。为了突出业绩，个别办案人员仍然采用习惯性的诱供逼供等各种倒退方法办案，这无异于以个别的业绩来损害《监察法》《刑事诉讼法》的制度形象及司法文明成果，实际上是不值得的。

涉案职务犯罪的官员诚然需要接受刑事处罚，但要做到精准打击，令其心服口服接受司法过程及结果，确实需要精细化、文明化办案过程的保障。

（本文作者系大状有约首席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