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煜昕

疫情发生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智库科研人员迅速将智库研究的视野聚焦到智库的疫情研究上，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制度研究

智库应就野生动物相关法律制度开展深入研究，一方面，就我国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食用现状进行全面摸排，详细探究现有法律制度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漏洞与不足，为相关法律制度的修订寻找突破口。另一方面，重点关注如何科学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和《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合理增加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的内容，明确野生动物经营相关的市场监督执法部门及其职责，加大野生动物非法利用的处罚力度，完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体系。

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研究

禁止野生动物贸易和食用，不仅需要严谨完善的法律体系，从长远来看，最根本的是要从消费端进行有效的干预。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因此，研究人的心理、转变人的消费行为是保护野生动物免遭人类捕杀、食用的关键。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在寻求、购买、食用、评价和处理他们预期能够满足其需求的野生动物产品和服务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行为。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研究则涉及消费动机、消费意愿、消费者态度、认知程度、社会文化因素等众多方面。

智库推进消费者野生动物食用行为的研究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对保护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认知与态度情况。认知决定态度，态度影响行为。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消费习惯、地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这决定了不同地域的消费者对保护和禁食野生动物的认知与态度存在较大差异，迫切需要展开广泛的研究来全面掌握这一情况，为减少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提供数据基础。二是消费者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动机与意愿情况。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情况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野生动物非法贸易和跨境走私的案件时有发生，要杜绝这些情况，需要对消费者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动机与意愿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消费者野生动物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减少消费野生动物的行为提供理论支撑。三是野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文化情况。我国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封建社会时期的狩猎文化还有遗存，野生动物更有利于食补的思想大行其道，中药材中使用野生动物效果更好的理论仍旧存在，这些社会文化一直影响着消费者的野生动物消费行为。智库学者应对我国野生动物消费的社会文化情况进行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尽可能消除不良文化的负面影响。

公共危机应急机制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成功应对了大量公共危机事件，如1998年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地震等，在解决这些公共危机事件的过程中，我国的应急管理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然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国部分区域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仍然暴露出不少问题。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在人口高度密集、交通便捷、流动量大的现代城市，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是智库学者应该关注的重大课题。一是风险应对机制研究。在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类社会风险时，需要有完善的风险应对机制及时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避免风险范围扩大。而在此次疫情暴发初期，大量携带病毒的人员流动至全国各地，导致全国主要省份均有病例发生，显示了风险应对机制的“失灵”。二是物资保障机制研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包括武汉在内的多个城市出现了口罩、防护服等医疗器具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这暴露了我国部分城市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物资保障能力的不足，而物资保障能力的不足会进一步影响城市的风险应对能力。三是区域联动机制研究。公共危机事件背后潜藏的风险极易在短时间内快速扩散，任何城市、省区都很难独善其身，这就需要构建合理的公共危机区域联动机制，包括中央与地方的联动机制以及省区、城市之间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为案例进行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对于我国建立科学高效的公共危机应急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危机社会舆情研究

一是公共危机舆情跟踪研究。如何对类似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危机事件进行舆情跟踪研究，严防舆情失控，并及时根据舆情走势进行有效的引导、宣传和科普，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二是公共危机信息公开机制研究。信息公开和信息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三是公共危机谣言治理路径研究。广泛传播的谣言可能造成公众的大范围恐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甚至会给实体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在公共危机事件中如何加强谣言治理是智库面临的新课题。

智库是党和国家的智囊团，围绕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科特色凝心聚力，各类智库均可以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中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