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维克

“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启动，为广大美术家搭建了一个探索和表现重大主题性创作的平台。这次活动也使我有机会长时间地思考并实践了一直期待着的学术课题——探索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材质，来承载宏阔博大的史诗性主题的可能性。经过三年的反复磨砺和全身心投入的艺术实践，这张长6米、高3米的大型中国画作品《公车上书》终于如期完工了。我经过了查阅资料、深研史典、探访遗迹、收集素材、采风写生、草图几易、确定正稿、试画水墨小样、放大正稿草图等近一年的前期创作准备工作，最终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一气呵成，完成了正稿。

“公车上书”这个历史事件，多数人也许知之不多，它远不如“甲午海战”及“戊戌六君子”等事件的知名度高。但它却是夹在这两个大事件中间起着承上启下、互为因果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很少有人能联想到，这一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是戊戌变法的前奏、国人第一次思想的觉醒，也是影响到今天的变革、展开风云跌宕中国近代百年历史长卷。20年前，我的第一张主题性水墨画创作就是《公车上书》，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借调到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第七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山东作品的选拔征集。

我选择《公车上书》这一历史事件，把画笔对准了那群思想界的巨擘，那些为民族存亡奔走的英烈，那些拉开近代史星空的天幕、送来一缕亮光的人。在构图阶段我几经构思，废纸盈箧。想设计出一种强烈动人的形象，造成一个扑面而来的气势。可又感到自己画笔的无力，总不如用文字叙述来得更生动。如何调动视觉手段来打动读者，给他们造成与我解读先贤们时一样的感动？这是我苦苦思考的问题。

后来偶然见到一本摊开的线装书，顿时启发了我的艺术灵感。我所景仰的那些消失在历史天空中的人物，不是还活在我们的心中吗？不是你只要“点击”任何一个现实中与之相关的遗存或书籍的页码他们就能回到你思想的“界面”吗？这是因为他们创造了历史，也走入了历史中。由此启发，我设计的画面是一页放大了的线装书中的一页，虽然舍弃了背景的描绘，但以其从未有过的纯中国元素的形式感，以及用扎实的笔墨、生动的造型塑造的那些人物，生动地展示了百年前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一页”。“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推出，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一个创举。它标志着中国的综合国力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因为只有国家的鼎盛，才会有对于文化的顶级诉求，才会有用美术的形式对自己百年沉重历史的回望，对百年沧桑的定格，对人文大义的张扬。

我很幸运，“公车上书”又一次选择了我。我对这个事件的整体把握、对人物个性的深刻理解、对艺术本体的深层认识、对中国笔墨的全面掌握等，都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进一步的提升。我甚至在潜意识中认为，自己的艺术探索和人生阅历，都是为这张画的再创作、再探索、再升华而准备的。

为了画面人物形象的生动和服饰的刻画入微，我特意订作了数套清代服装供扮演康、梁等举子的模特儿们穿上，画了大量写生。及至画正稿的近两个月里，我封闭在深山里的一座民居里，孤身一人以自饮自理的简单生活起居方式，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我将各种资料图片布满画室的墙上、床头、桌案、厨房，这些大大小小的照片、典籍彻底地将我埋在了19世纪末的氛围中。我那段时间关闭手机，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找不到那种历史的感觉时，自己也穿上一身模特儿的清代装束，阅读那些史料和相关典籍。顿觉时光倒流，回到了那个动乱纷争、活跃激奋的年代。

回顾这次重画《公车上书》的经历，我感到这是一个既对该题材在艺术表现和创造中不断遇到难题而产生的思考，也是在艺术表现技法的探索实践中，不断有所突破的过程。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艺术家要想取得成功，要有崇高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责任心，无论是对整个艺术生命的投入，还是在每件作品的创作中，都要充满真诚和真情；在艺术语言的探索中，要充满文化的自觉和艺术的自信。惟有这样，才能使自己每一件作品的产生，都会成为一次艺术境界的升华，每一次都留下艺术跋涉的深深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