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冠群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近6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增长突飞猛进，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拔地而起，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正在形成，已初步构建了陆、海、空、网、冰多位一体的多彩丝绸之路发展格局。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将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更加强调落地实施、精耕细作。如果说基础设施、经贸往来、相互投资等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建设内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形”，那么其背后深层次的制度、规则、标准等全球性治理方案正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骨”。画好一张“工笔画”，不仅要“形”神具备、尽其精微，更不能少了“骨”的劲道笔力。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短短几年就能取得如此亮眼成绩并得到各方肯定，不仅在于其顺应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回应各国发展关切，更在于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全新的全球公共产品，能够有效弥补当今全球治理中的一些短板和不足，能够有效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普惠、包容方向发展。
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存在两个“缺位”
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后，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发展完善，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该体系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治理赤字”长期存在，集中表现在两个“缺位”：
一是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方面存在“缺位”。邓小平同志讲，世界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问题。“东西”问题是和平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东西”问题已极大地弱化了。“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由于“中心—边缘”的国际分工格局长期存在，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发展鸿沟难以弥合。但近些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加快，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发达国家的现象，发展中国家崛起已成为历史趋势和发展必然。但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没有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诉求，也不能有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崛起的新情况、新局面、新问题，全球治理的公平性、普惠性明显不足。在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发展道路上，发展中国家仍未深入参与其中。
二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全球治理还存在职能“缺位”。比如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战后的经济全球化主要是跨国资本、私营企业推动的，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公益性较强的领域，私营企业积极性不高，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基础设施薄弱已经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承接产业转移的最大瓶颈。数字经济是伴随着全球信息技术革命出现的新议题，传统经贸规则尚未将其囊括，面对快速发展、不断演化、纷繁多样的新经济、新业态，现有治理处于无规可遵、无矩可守的状态。减贫扶贫领域，发达国家主导建立了一套国际援助机制，对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等改善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根本上还是受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内生增长机制的援助是不可持续的。近些年随着一些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抬头，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援助也在缩水，“鱼”也越来越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是一项致力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具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正在从四个方面对当今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丰富和完善。
一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的发展机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其倡导的同等制度条件下的完全竞争、开放竞争，必然会导致全球经济“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问题。共建“一带一路”秉承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念，尊重各国对发展的选择权，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为沿线国家发展创造更适宜的软硬件环境。共建“一带一路”倡导均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致力推动沿线国家贸易往来、相互投资、产业转移、人员流动，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做大蛋糕，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发展成果。在战后全球化的历史上，还从未有如此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合作计划，这是对现有西方“中心化”格局的重要完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共同构成全球化向前进过程中的两条“腿”，二者不能偏废。
二是构建更加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当今世界正走在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化进程面临停滞，经济保护主义抬头，WTO等多边机制正遭遇挑战，世界向何处去是全球都在担忧的问题。开放与发展从来都是紧密相连，各民族的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如此休戚相关。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要在更深入地推进全球化中解决。中国希望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沿线国家、世界各国一道，跳出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打破以邻为壑的贸易壁垒，推动WTO等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向更加公平合理方向改革，共同打造公平竞争、均衡普惠、开放透明的全球化新格局，让各国各方都从中获益。
三是探索在一些新领域完善现有治理体系。例如，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在融入产业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等新的经济业态不断涌现，共建“一带一路”致力打造“数字丝绸之路”，将这些在现有国际治理中规则缺失的新经济纳入进来，并通过基于实践的、双方或多方共同协商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应性强的国际治理方式。比如，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领域，中国通过开发性金融的方式，与沿线国家共建了一批基础设施大项目，实现了公益性与收益性的平衡，有效弥补了商业性金融与基础设施难以融洽的市场失灵问题。
四是倡导包容的国际政治关系。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其重要特点是强调文明输出、理念输出乃至政治模式输出，核心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以多党制、三权分立为代表的民主政治理论。对于不同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政治模式，西方世界往往简单归之为“文明的冲突”。为推动发展中国家向西方政治经济模式靠拢，西方国家在中东、非洲、中亚、东南亚等推动了一系列运动，但结果大多是不成功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和西方的“骑士”理念、“传道士”理念截然不同。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包容发展，遵循“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政治观。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各有各的特点，文明没有高下之分，对文明的尊重也意味着对各国发展模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的尊重。各国有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能简单用一套模板套在每个国家头上，各国有对自身发展道路的选择权。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完善全球治理的主要原则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但并不是颠覆式的、强制式的、基于自身利益的，遵循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尊重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尊重现有的多边经济、政治规则，不另起炉灶，不另搞一摊。二是坚持自愿原则，对于共建“一带一路”涉及的国际规则、制度创新，各国有选择加入的决定权、主动权，绝非中国先设立一套制度规则的筐，强制其他国家往里跳。三是坚持合作治理、多元治理的原则，更加完善的国际治理框架是各个国家共同商议、共同建设出来的，各国都可以深度参与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完善全球治理的思路、设想、建议都是基于实践的，来自于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及解决方案，共建“一带一路”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先由中国主观设计好的，而是自下而上的，由各国基于实践逐步推动的。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集中体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崛起。为更好地适应国际变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方式创新，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进入精雕细琢的“工笔画”阶段，要在已经取得突出成绩的设施联通、经贸、人文等各领域再取得更大进展，需要在完善全球治理方式等深层次的问题上取得突破，需要建设更加公平、普惠、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之路从来都是爬坡过坎、荆棘密布的，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不懈奋斗。唯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树立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意识，并将之转化为切切实实的行动，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变局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断取得新进展。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