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志彪

长三角地区尚未充分发挥整体联动效应，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从结构相似性系数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地区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仍然存在。从区位商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产业布局各有优势，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但优势产业重合度依然较高。

强化“龙头”扩散效应

上海作为“龙头”的扩散效应不足，安徽尚未深度融入长三角地区。上海的“龙头”作用，就是要体现在通过核心区域的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但实践中上海经济的“极化效应”目前还大于“扩散效应”。安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绝大多数指标值均落后于沪苏浙，有待更深度地融入长三角地区。

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滞后于商品市场。从市场分割指标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消费品市场分割指数低于资本品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指数，即商品市场一体化水平高于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相对价格方差波动幅度较大，发展不够稳定，处在不断调整中。

地区间创新人才投入差距扩大，产学研协同创新潜力较大。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就业人员比重的变异系数来看，长三角地区创新人才投入差距有缓慢扩大的趋势。从资金往来的情况来看，长三角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中企业资金的比重并不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潜力较大。

地区间铁路交通网密度差异较大，亟待打通省际断头路。从变异系数来看，铁路交通网密度的变异系数远远高于公路交通网。可见，长三角地区间铁路交通网密度差异较大。

社会领域信息化协同和融合发展水平较差。从变异系数来看，长三角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应用的内部差异不断缩小，但在推动区域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形成社会民生、航运交通、城市安全等重要领域信息化应用全面对接方面亟待进一步提升水平。

省际贸易强度偏低，地区间对外贸易发展差距较大。从省际贸易依存度指标来看，应更注意防止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促进贸易往来和一体化发展。从对外贸易依存度指标来看，应注重建立以我为主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促使苏浙沪皖共同参与全球产业竞争。从外资依存度指标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相对平衡，地方政府应避免为争夺市场和资源而无序竞争。

社会保障内部差距扩大，文化基础设施内部差距较大。城镇常住人口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的变异系数增长较为明显，表明长三角地区社会保障的内部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的变异系数明显高于其他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文化基础设施的内部差距较大，但在不断缩小。

生态环境相对脆弱，是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短板。从单位GDP耗电量、废水排放量、固体废物排放量、PM2.5、PM10、酸雨发生率等指标看，长三角三省一市节能减排，环境质量不容乐观。

区域合作不断走向纵深，但依然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等现实挑战。长三角在跨地区协调机制建设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也面临政策配套、立法和资金等保障机制不完善、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挑战。

增强创新合作能力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R&D经费方面的投入快速增加，其占GDP的比重也持续扩大。这些企业在R&D经费占GDP比重的变异系数不断下降，表明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R&D经费方面的投入差距不断缩小。而企业R&D人员全时当量占就业人员比重变异系数逐步上升，表明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R&D人员全时当量方面的投入差距较大，且有缓慢扩大的趋势。

长三角地区国内三种专利人均受理数、国内三种专利人均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占GDP比重的变异系数均呈明显下降的走势，即该地区创新产出的地区差距不断缩小。

2007年前，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中企业资金的比重远远高于安徽省。2007年以来，上海市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中企业资金的比重不断降低，政府资金的比重持续提升。综合来看，长三角地区研究与开发机构和高等学校R&D经费中企业资金的比重并不高，产学研协同创新潜力较大。

上海市和江苏省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创新极，输出技术和吸纳技术的合同数、成交额均远远高于浙江省和安徽省，反映出其创新合作能力更强。浙江省输出技术和吸纳技术的增长速度较快，反映出其创新合作的活力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