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瓯翔

刚听到公安边防部队改革消息时，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和大家一样，瞬间思潮澎湃，大多被走、退、转所影响，诚然人各有志，也都无可厚非，但我始终对这身军装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我的父亲也曾是一名军人。20世纪80年代，父亲高中毕业报名参军。在那个年代，高中生还很是稀罕。义务兵、志愿兵、提干，军事文化全优的父亲在部队干得顺风顺水。不料，“你是最小的儿子，是家中守灶人，你必须回来。”奶奶的一句话击碎了父亲的从军理想。在奶奶强制性要求下，父亲按照义务兵退伍，脱下了那身让他为之自豪和迷恋的军装。

小的时候，经常看见父亲拿出那件绿色的衣服摸一摸、看一看。直到我自己穿上这身军装才明白，它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军人的标志和荣誉。

2009年12月12日，我告别大学，穿上崭新的军装，踏上南下的军列。那时，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很费解，也曾劝我：大学都考上了，还当什么兵？以你的能力，根本不愁工作的问题，何苦去遭那份罪呢？“不当兵的男人，人生是不完整的。”这是我的回答。那时的我，还不懂军人的含义，觉得穿上军装就是军人。虽然军装上没有任何警衔和警种标识，但我还是心情很豪迈。登上开往云南的火车上，摸着胸前的大红花，看着送别自己的老师同学，我开始脑补各种画面：持枪巷战、擒拿格斗、空手夺白刃、跪姿装子弹……火车开了三天两夜，因为坐的是硬座，下车时我大腿以下全都浮肿了，踩在地上像触电一样麻麻的，这是第二故乡给我的第一感觉。我回头望了一眼家乡的方向，暗下决心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然后边整理好军装，边快步跟上行进的队列。

新兵连第一个难关是3000米跑，虽然心中一直装着“子龙梦”，但肚子上长的却是“董卓膘”，多少还是有点拖了大队伍的后腿，现实很快击碎了我的理想。但我没有抱怨和后悔，而是加倍刻苦训练。因为父亲在我临行前说过：“男人自己选择的路，跪着也要走完。”

在无数次咬牙坚持，无数次深夜舔伤中，让我得到了快速成长。不但减掉了“董卓膘”，还跟上了大部队。此外，在云南边防总队射击考核验收中，我以8发子弹68环的成绩位列第一，并由此获评了军旅生涯中的第一个嘉奖。

由于表现优秀，下连后的我，被分到了文山边防支队拘留审查所，这是支队直属队建设的排头兵，因工作标准高、任务重而出名。尽管刚下连的时候，因为是大学生当兵的“标签”火了那么一阵子，可我随后的日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收操后要打扫卫生，队列中要两手扣紧，吃完饭要洗碗刷盘……

曾经梦想的持枪狙击和卷腕夺刀并没有上演。有一天弯腰刷厕所时，我忍不住问班长：“班长，为啥咱班刷厕所的总是我？我怎么说也是大学生。”班长拍拍我的肩膀说：“再牛的人到这来，都是个兵。能干，就好好干；不能干，学着好好干。”接受完只有初中文凭的班长教育后，我不但没有抵触，还有一种过瘾的畅快：话糙理不糙，简单直接，一针见血！

在边境一线查缉，我曾吃着野菜泡面，穿着一个月没洗的衣服坚守在丛林中，只要听见汽车引擎声，和战友提枪就上前盘查，只为边境繁荣稳定，只为军人那份职责。口岸执勤现场，不论昼夜，阳光服务，微笑相迎，只为通关旅客一个点赞，只为旅客那份满意。还有很多曾参与海外维和、联巡执法、缉枪缉毒的战友，在枪林弹雨、瘟疫肆虐中无惧前行，他们只为和平普降大地，只为军人心中那份荣誉。

2011年我如愿考上军校。那年的冬天，有了我军旅生涯第一个假期，也是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家。当我穿着军装跨进家门的时候，父亲的眼眶湿润了。我向父亲敬了一个军礼，父亲愣住了。整整愣了好几分钟，他才缓过劲来，“啪！”给我回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由于激动，父亲整个人都在颤抖。

时光飞逝，胸前的资历章已挂上十年的军龄标识，但我对这身军装的热爱却从未减退。面对改革，虽然心中不舍，也彷徨过一阵子。有位战友对我说:“你是家中独子，家庭条件又好，迟早是要转业的，改革不是更好吗？难道你能在部队干一辈子？”我知道他是为我考虑，而且脑海里还畅想过在地方那种无拘无束的工作画面，但我还是将内心深处的想法说了出来：“如果可以，我愿穿一辈子军装，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国家需要我们退出现役，我也会坚决服从改革，脱下这身军装！”

其实我知道，只要是来到部队的人，大家的初衷都是热爱这身军装。这是一种被军旅经历深深浸注骨髓、融入血液的爱，无论是在部队继续服役，还是已经脱下军装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始终没有变过，也只有当过兵的人才有这种体会。就像退伍老兵说的那样，若有战，召必还！

我想，假如不用脱下军装，我会一直坚守在部队。要是离开部队，我会一辈子记住这里。部队，是我发自内心深处的眷恋；军装，是我难以割舍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