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永磊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文件部署，遵照局领导有关指示要求，国庆假期，我利用送孩子参加校外培训班的时机，通过咨询了解、随机访谈、参与讨论等方式，对北京地区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消费现状进行了调研，由点及面对我国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我国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前景

由汇丰银行发布的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显示，中国父母对子女教育经费的重视程度名列全球第一，有近60%的父母表示子女的教育经费是最不可能削减的刚性消费支出，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32%。

根据我国教育部统计资料，我国K12教育（学前至高中）学生数量从2015年开始以每年200万~300万人逐年递增，2017年达到18502.80万人。我国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已经拥有规模庞大的消费主体，而且由于二胎政策放开，我国传统教育理念，培训教育消费习惯培养，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等等因素，还将会继续扩大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市场。

北京地区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状况

（一）北京市校外培训教育机构发展简况

北京市在全国范围来看历来是教育资源“高地”，有众多“双一流”高校优质教育资源，师资力量雄厚，教育培训机构在这片高地发展成长可谓得天独厚。其中“好未来（学而思）”“新东方”“英孚少儿英语”等校外培训教育机构发展迅猛，在课外辅导市场占据较大份额。以“好未来”为例，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张邦鑫最初从“每节课几十块”的家教做起，起家于奥数培训，创立学而思后赴美上市，目前市值突破1000亿元，业务已覆盖全国36个城市，线下学生接近400万人，线上注册用户累计超过3500万。该公司个别补习班报名火爆到甚至需要“秒抢”的程度，由北京一地可见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仍然非常紧缺，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

（二）北京地区校外培训教育家庭消费状况

北京地区校外培训教育家庭消费总体呈现“三化三性”的特征。

一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支出“全员化”。本次调研利用几次陪读时间与32位不同学校的小学生家长交流，32位家长全部为子女报名参加了器乐类、舞蹈、绘画、武术、跆拳道、京剧、围棋、国际象棋等艺术特长和智力开发校外教育培训班共计116个，人均3.63个。并且通过他们得知，这些家长子女的同校同学也都已参加各种校外教育培训，大部分参加的是社会资本办学的校外培训，也有少部分参加的公办培训教育机构。

二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多元化”。随着“消费升级”的概念深入人心，社会资本持续进入校外培训教育市场，教育资源供给侧较改革开放初期呈现很大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提供方投入市场，诸如“儿童马术”“少儿高尔夫”“贵族养成班”等高价位培训应运而生，整体上校外培训教育呈现出高、中、低价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

三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转型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在“器乐、补习、文体”等校外培训教育“老三样”的基础上为子女增加新形式的培训教育消费支出，通过游学、户外夏令营、极限运动、参与公益等方式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和组织才能。本次调研有4位家长为孩子报名参与社会捐助公益活动，以达到在教育投入的同时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

四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支出占工资收入比“过度性”。培训费支出按年计超过5万元~10万元的11人，占比34.4%；3万元~5万元为15人，占比46.9%，3万元以下2人，占比6.25%。其中超过5万元的11人中有1人年支出超过17万元。根据访谈了解到，家庭在子女培训教育消费支出方面与收入占比普遍在30%以上，有4位家长表示，除去房贷，包含乐器等购置、升级费用，子女校外培训教育年平均支出已经超过家庭年净收入的60%，家庭财务压力较大。只有两位家长表示子女培训教育消费支出不影响家庭生活质量。

五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一些家长表示，并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培养孩子的文艺等特长，或者说并不打算继续往专业方向发展，只是看到别的孩子报名也跟着报名。也有家长表示子女频繁转换课程，小学4年级之前已经学过钢琴、爵士鼓、长笛等3门以上的器乐课程，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放弃了。

六是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存在一定的“功利性”。32位家长全部为子女报名参加数学、英语、作文写作等学科知识培训，大部分是想在校外培训教育中补习获得知识，在校内取得靠前的考试名次。有6位报名器乐培训的小学生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系统的器乐类考级，主要目的不是培养孩子的乐理知识和提高器乐演奏水平而是为了进入学校乐团进而能够在升学时进入优质中学。有14名家长为子女报名数学奥数补习，目的是在为小升初分班做准备。

（三）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存在和引发的问题

在了解北京地区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消费情况的基础上，通过日常与其他地区青少年家长交流积累的信息材料，除了校外培训教育消费支出总额略有差异（年支出与总收入占比差异不大）以外，在青少年校外培训教育方面存在共同的问题。

一是教育公平性问题。校外培训教育针对的只是一部分家庭有支付能力的学生，所提供的是有偿的高额的知识销售，市场化定价带来的校外培训教育消费更多地呈现多支出多受教的特点，让中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公平方面受到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不是由知识本身带来的，而是由掌握知识的机会不平等带来的。这种不平等又对学生心智的发展，对于我国教育的客观认知，对于师生关系发展都会带来恶性循环的影响。

二是监管落实乏力，教学内容超国家课程标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8〕80号，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语数英等学科知识的培训，培训内容不得超过相应的国家课程标准，培训班次必须与招生对象所处年级相匹配。但是在个别教育培训机构的英语教学目标，6年级的小学生要达到雅思5.5分~6分以上的英语成绩；数学授课讲义基本领先义务教育教材大纲半学年至一个学年以上。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整改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其中有家长原因，曾有学校统计学生在教育机构报班课程和数量，家长非常不配合填报。

三是教育内容缺乏行业标准。每个校外培训教育机构都有所谓的独特教育模式和“亮点”。有侧重于外教口语的，有侧重于打出广告效应请全国名师的，有侧重于网络教学的，有侧重于参加国际国内比赛的，有侧重于参加网络电视节目活动的等等不一而足，培训市场鱼龙混杂。

四是协议签订不规范，并存在交费容易退费维权难问题。《意见》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但是目前大部分教育培训机构都是先交纳一个学期的培训费。还有一些教师名义挂靠在机构但是在外个人违规办班教学，用微信转账结算没有发票收据等纸质收费凭证，存在漏交个人收入所得税等问题。有的校外培训机构与家长签订的协议不规范，存在权利义务不对等，任意加重消费者责任和利用模糊条款、掌控最终解释权等问题，比如，以交费含税退费需要退税点为由少退费；有的以1课时以内退9成，3课时以外不退费等“私定条款”为由拒绝退费。

五是有的校外培训教育项目存在方向偏差。例如“西方礼仪”、儿童“HIP-HOP说唱”等培训教育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色彩，青少年儿童没有分辨能力，通过耳濡目染，造成西方价值观渗透比较深。一些培训机构还会在“圣诞节”“感恩节”“万圣节”等洋节日为孩子发放卡片等小赠品或让孩子完成此类节日主题作业，对中国传统文化培育造成比较大的冲击。

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引发的思考

一是应鼓励合理的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十三五”时期，教育消费也是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校外培训教育是顺应改革开放时代发展的产物，是符合教育规律发展的，合理的校外培训教育对我国人力资源综合素质提高具有不可忽视的正向作用。更应鼓励校外培训教育采取更多形式向二、三线城市和县以下乡镇、农村下沉，将教育资源有序分配给更多的教育需求者，促进教育公平，且避免校外培训教育机构在一线密集人口城市中同质化竞争。

二是落实监管要求，划出教育主管部门红线。自今年2月国家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以来，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培训行为不规范、收费颇高、加重学生负担等问题得到抑制。教育主管部门应落实监管要求，加强处罚惩戒力度，同时家校共商共育，做好配合，讲清利害关系，共同呵护青少年教育成长。更多地发挥消费者保护权益协会作用，对家庭消费者与培训教育机构签订的合同进行规范，畅通举报渠道，对违规办学等行为加强监督。

三是继续加强教育改革。近年来北京市各区出台幼升小、小升初、高考等教育改革，从校外培训教育消费可见，社会资本投入靶向明确，往往针对教育改革的薄弱环节。以奥数为例，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明确禁止办班，但仍然有教育机构变相教学，主要是小升初以后涉及“分班”考试，让家长“不敢不报”。北京市近期出台了《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指出原则上学校每天在完成规定课时之后提供课后服务，时间到下午5:30，禁止补课，即是顺应教育改革之举。

四是加大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培训教育机构支持力度。目前，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消费的比例高达7%，远远超过美国、日本（美国、日本同比为2%和1.9%），子女的教育消费已经占普通家庭消费的前3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培训教育机构收费低，教学环境好，办学正规，适合中低收入家庭。但是由于班额限制、教师待遇低、教师在外另起炉灶的现象非常普遍，加大对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培训教育机构的支持力度，留住优秀师资力量，降低教育消费占比的同时，让更多的青少年享受优质的校外教育培训资源。

五是加强引导校外培训教育机构办学方向。加强对校外培训教育机构的内容审查，严格要求机构落实《意见》关于规范培训行为的规定，用好黑白名单制度，对有违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培训教育项目要坚决喊停，按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离退休干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