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忠伟

很惭愧，在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开馆前，我真不知道汪子豆是浙江开化的一个文化名人。

身居阁楼的“流浪”学者

坐落在县城玉屏公园卧佛山麓的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幽静清雅，风景宜人。当听人介绍说他有1.2万多册藏书，和八大山人、鲁迅、齐白石、潘天寿等名家以及梵高、毕加索等大师均有交集，是一位知名美术史学者、书画鉴赏家时，我当时的反应是，汪子豆肯定是个美院教授或者是家境不错的收藏家。

去年3月的一个雨天，我陪同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参观了开化县图书馆后，来到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当看到那一册册用洁净牛皮纸包装的各类美术书籍、一盒盒分类整齐的剪报资料、一封封和名人大家往来的书信、一幅幅大师的书画藏品，以及鲁迅的石膏遗像和由他编纂出版的几套轰动海内外著作集时，韩馆长对这个美术藏书馆丰富的特色藏书和典雅的环境布置赞赏有加，他一边认真翻阅藏书和剪纸，欣赏藏品，一边饶有兴趣地向工作人员了解汪子豆的人生经历，让我们都十分惊诧的是，原来汪子豆不是什么大教授，而是一个漂泊在上海、长期没有固定职业、身居阁楼的“流浪”学者。这与我的想象有很大的反差，汪子豆让人肃然起敬，我决定要好好地“会会”这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半是敬仰半是求解，我数次踏进汪子豆美术藏书馆，看藏品、查资料、寻找与汪子豆有关的资讯，每一次的探寻都觉得是心灵上的一种洗礼，越来越觉得汪子豆乃高山仰止，总觉得很难一下子用笔写清楚他那执着而丰富的人生。尽管如此，我还是试图用当今人的眼光来诠释这位已故的文化名人，用我知道的点滴，慢慢地靠近这位充满传奇的乡贤。

名人大家的“铁杆粉丝”

按流行的说法，我认为汪子豆是上个世纪那个年代的一个铁杆“追星族”。纵观汪子豆这一生，他追了两个“明星”：一个是丰子恺，一个是八大山人。他的追星绝不亚于现如今的任何一位铁杆粉丝。15岁那年，他还在衢州读中学，只因为爱好美术，偶然看到一本丰子恺的抗战漫画书，就把他当偶像了，因仰慕丰先生就把原名“志大”改为“汪子豆”，其豆是取于恺（那时恺的繁体字是“愷”字）之中“豆”字，想能有老师的1/3就行了，这汪子豆之名，他就用了一生；拜师学艺更是执着，凡市面上有丰子恺的作品，那他就不惜一切全收。当时还处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除了向丰先生写信求教绘画技巧外，还在丰先生颠沛流离的逃难中紧追其后，从桂林一路辗转追到重庆，目的是为了能近距离接触丰子恺，学漫画。抗战胜利后丰先生到了上海，汪子豆又考上上海美专西画系，依然在他身边求学。丰先生被这个好学青年所感动，俩人成了忘年之交。藏书馆里挂有两幅丰子恺专门送给汪子豆的漫画引人注目，名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和《注意力集中》，每幅画均题款：“汪子豆贤棣惠存。”可见丰先生对这位“铁杆粉丝”的喜爱。汪子豆所藏丰子恺的著作最多最全，丰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在《丰子恺著作登记簿》中有这样的记录：“丰子恺文、画《文明国》，1946年1月(上海)作家书屋出版，我无，汪子豆有书。”另外还有《小钞票历险记》《子恺小品集》等珍本，都写有“我无，汪子豆有书”同样的内容，可见汪子豆对丰子恺的崇拜程度。

八大山人朱耷是中国画的一代宗师，这是汪子豆崇拜的另一偶像，朱耷本是大明皇家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擅书画，能诗文，“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摩”，这是国破家亡后的朱耷对一生坎坷追求艺术的感叹。八大山人的作品对后来的中国画坛影响很大，可是其特殊的身份使得后人对他身世和艺术的研究少之又少。汪子豆爱上他，也是山河破碎之日，或许是惺惺相惜，汪子豆毅然决然地走上研究八大山人之路，这过程如同大海捞针、大浪淘沙，哪儿有丁点儿线索，他就会扑向哪儿。几十年间，他遍走各地博物馆，查明清画册、阅诗文杂集、寻志书家谱、访名家求教等，对八大山人宗谱、诗歌、印章、绘画、书法等进行全面搜集和整理，在此基础上，他相继编著出版了《八大山人诗钞》《八大山人书画集》《八大山人年谱》《八大山人艺术》等，纠正《江西朱氏八支宗谱八大山人世系考》上有关身世记载的错误，尤其是1964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的120首八大山人诗抄当时就轰动学术界，后来他又以线装书形式出版，被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等收藏。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南昌举行的首届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汪子豆被尊为大会的唯一顾问，直到现在，学术界一致公认汪子豆是现代研究八大山人成果最多、贡献最大的人。

执着“富有”的苦行僧

一个“富有”的苦行僧是我对汪子豆的另一个印象。看汪子豆的一生有两条线在交集着前行，一条是艺术追求之路，执着而富有；一条是个人生活之路，艰难而清苦；用苦行僧来概括他的一生追求恰如其分。198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阁楼‘痴人’”的长篇通讯，生动地叙写了汪子豆在上海四川北路的五米阁楼里苦中有乐做学问的故事。汪子豆1952年离家到上海，因工作不定，只能揽些和美术有关的活，如画连环画、挂图、书籍装帧、包装设计等，居无定所。直到1961年他进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做了一个编外工，才租了四川北路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三楼的一个阁楼，占地只有6.2平方米，顶部是斜盖的，有个老虎窗通瓦背，上阁楼只有一条很陡的仅70公分宽的木楼梯，基本上是直上直下，一般人下楼都胆战心惊，须一屁股一屁股坐下来，他给小屋取名为“荚居”，意为豆在其中，居室如荚，一住就是20多年。

这个小阁楼就成了他在上海的家兼工作室，集藏书、整理资料、学术研究、生活起居于一体，阁楼几乎没有家具，只有小方桌和一张没脚的下面用书叠上的竹凉床。书是屋里最奢侈的东西，每买或淘到一本，他总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包装好。已经看好的书，他总是分好类装在纸箱里靠墙放，后来书越来越多，阁楼里放不下，只好整理一些寄放在朋友家。

阁楼是汪子豆挑灯夜学的宝地，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著作都是从那里出来的。可上海炎热的夏天酷暑难熬，时常汗流浃背，著名画家关良造访时看到这一幕很是心疼，就送了一个小电风扇去，这也成了阁楼里唯一的家用电器。

当年上海的邻居们结伴前来参观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对汪子豆在阁楼的生活如数家珍。汪子豆的阁楼里除了书还是书，基本没有别的东西，日常生活特别节俭，其实在一楼有一个小厨房是五户共用的，可汪子豆基本没用，他吃的菜大都是老家寄去的豆腐卤、梅干菜和辣椒酱等，有时也会用番薯充饥。

阁楼的生活是清贫的，但是他的精神世界是富有的，他可以缺衣少吃但绝没有缺书的日子，在他的世界里只要有书看有书藏有书买有书写，那就是充实的、快乐的。所以篆刻大师钱君匋给小阁楼题写一个“大涛堂”的书斋名，其意不言而喻。

学识渊博的文化名人

汪子豆是一个学识渊博、受人尊敬的学者，长期研究中西画史和美术实践，他的艺术修养和鉴赏能力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说实在，我多次走进汪子豆美术藏书馆，印象最深的倒不是那众多的藏书，而是诸如许广平、齐良迟、丰子恺等写给汪子豆的信，著名画家潘天寿给他题写的书名，钱君匋给他制作的印章以及他收藏齐白石、程十发、徐悲鸿、来楚生等名家大师的书画作品，甚至还有宋庆龄写给鲁迅先生的亲笔信等。

汪子豆是一个有大爱情怀的开化人，一辈子痴心不改、孜孜不倦钻研美术史学，终成大家。此外，他还是个装订、修治线装书的高手，但凡朋友们有需要，他总是义务为大家装订印谱，修治旧书等，这也是那么多的名家大师喜欢与他为友的原因之一；在他身上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开化人的那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的品格。他少小离家，可乡音始终未改，尽管漂泊在外，他仍关注家乡发展，每每有作品、著作出版，他首先想到是寄给家乡分享。当年开化的县委书记曾专程到上海的小阁楼上看望他，令他十分感动，在他退休后生病时便立下遗嘱，要把他所有的藏书捐给家乡。

汪子豆追随八大山人、丰子恺走了，走得坦坦荡荡，一生清贫的他走后如愿将其所有藏书（品）留给了故土，未曾想汪子豆美术藏书馆也悄然成为山城开化的一处人文旅游胜地。我一直想汪子豆给家乡留下的难道就是那万余册藏书和藏品吗？不！更多的应该是他的人品，他的行动告诉了天南海北的开化游子们：根在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