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 赟

“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两会后首个国家级国际论坛的重量级话题。3月24~26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在京举行。中外嘉宾围绕“高质量发展”，对“什么是”“为什么要”“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出，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路径越来越清晰，未来改革重点领域也更加集中。

思路明确

不再以GDP论英雄

梳理“高质量发展”相关论述不难发现，自提出至今，不到半年时间，这一说法在持续的研究和讨论中，不断由概念走向更清晰、更具体，也更系统。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何立峰提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要把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作为衡量标准；二是要把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作为实现途径；三是要把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作为制度保障；四是要把跨越现阶段和长期性两大关口作为努力方向。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论坛上表示，中国未来路径是走一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高速增长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明确，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有两大重点、五个目标。

杨伟民指出，过去高速增长建立在几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基础上，但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过了峰值，2012年以来已经减少了2344万人；过去高速增长靠低成本要素支撑，现在全口径劳动成本以及能源、物流成本偏高，环境和土地成本也在上涨；过去高速增长靠扩大产能、增加产量带动，现在一部分产业产能产量已达物理性峰值，甚至出现产能过剩情况；过去高速增长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现在资源环境承载力已经减弱；过去高速增长以高负债、高杠杆以及经济金融化、房地产化来支撑，现在金融风险点积累，“击鼓传花已经传不下去了”。

杨伟民表示，高质量发展就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可从几个角度来看：从宏观指标来看，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等比较均衡；从供给体系来看，产业体系现代化，创新力、影响力、核心竞争力比较强；从经济结构来看，产业比例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房地产等比例协调；从收入分配来看，投资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市场主体分配比较合理；从要素效率来看，资本、劳动、土地、资源等效率都比较高；从空间布局来看，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该集聚经济的地方要高效率集聚，该提供农产品的地方提供农产品，该留给大熊猫、东北虎的空间要留给它们。”杨伟民说。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今后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要求。“不再以GDP论英雄，不过于在意短期经济增长速度的起伏。”杨伟民表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供给体系适应需求结构变化的弹性。要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要以产权制度的完善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以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为目标，也就是两大重点、五大目标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例如，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使劳动力和人才能够自由流动。在金融市场方面，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在市场退出制度方面，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等。

完善指标

经济监测跟幸福感关联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受李克强总理邀请，为中国“十三五”规划编制建言献策。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GDP是一个常规指标，但这个指标对经济绩效的衡量效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会存在一些技术问题，有时候会没有考虑到分配和可持续性问题，或者老百姓总体福利问题。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改革，经济增长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要衡量中国今后的增长，不要仅看GDP，而是要有一系列全套的指标来衡量才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他从很多方面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释。例如，环境要纳入到权衡指标当中去，在这方面，税收是非常有意义的激励机制。还需要进行监管，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对城市进行设计。“我们既要胡萝卜，也要大棒。”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

他提到，未来人们对健康权利重视提高，要考虑医疗如何分配。“依赖私营模式，并不是恰当的做法，美国私营失灵，价格非常高。”因此，应该让政府在健康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确保高质量健康发展。

同时，他认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共同采取措施，完善收入税、财产税。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助于减少债务依赖，更多地依赖于税收和股权。

市场化和减少政府干预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思考。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如果以社会福祉为最终目标，社会并不能自发实现，需要监管和一定的干预。2008年金融危机就能说明这一点。“短视行为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而市场本身构建不了需要的规则。”

改革开放

动力之源和未来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认为，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将为全球经济注入活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和消费升级，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市场需求；生产效率持续改善，将带动全球生产率的提升；防范化解风险能力增强，将对稳定全球经济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将成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重要力量。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中尾武彦表示，他多次在多个场合讲过，经济发展需要8个关键条件。“这8个条件恰恰是根据中国发展的经验得出的。”

这8个条件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对于健康、教育的投资；宏观经济管理；开放的贸易环境；良好的社会治理以及公共部门的有效运作；社会包容；明确的未来愿景；政治稳定、安全以及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尾武彦认为，在累进税、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方面的改革，将有利于完善分配机制。此外，还应加大服务业开放，包括金融服务业的准入；基于规则来管理市场，产业政策设计不能制约竞争。

实践先行

将质量放在更高位置

“多年以来，我们所做的事情正是希望推动多个产业向高质量发展，投资是投增长，没有质量的增长，是没有投资价值的。”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中国经济的实践者——政府、国营企业、民营企业及企业家们在过去多年当中，已经把经济增长质量放在重于增长速度的位置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提升质量的最直接举措，许多新经济领域里成功的商业模式，未必直接带来GDP增长，但提升了生产服务效率，给经济增长增添了活力。”沈南鹏说。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并不断尝试新的产品服务模式；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手段建立会员体系，无现金交易成为互联网公司特征……沈南鹏认为，这些服务未必能够提升整体销售总量，然而好的用户体验和获得感就是高质量增长最重要的标志。“长期来看，效率的提升将给行业领先企业带来以前无法想象的资本产出比。”

虽然跟数量比起来，质量更难衡量，但沈南鹏认为，高质量发展依然有一些共同的鲜明特征。

首先，高质量意味着高效率，产业高效率带来更高的净资产收益率和现金流。“新经济公司可能需要比较长的低效期和大量前期投入，然而即使‘烧钱’，有章法的公司才可能有长期现金流。”

其次，高质量、高效率的主要来源应该是科技创新。“即使在我们认为不是那么高科技的领域，仍然有机会用技术手段提升服务。如何提升服务能力和质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