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 赟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6次提及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制度”一词高密度出现近40次。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点，高质量发展也应放进历史纵深中去理解。那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了哪些变化？发展成果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怎样的基础？未来发展需注重的关键是什么？为此，在全国两会期间，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记者：您怎么看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阶段跟以前有什么不同？

王一鸣：在我看来，高质量发展应该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仅仅理解为产品或服务的质量。

相比较于高速增长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完成的任务、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发展，是从哪儿起步的？是从短缺经济起步。发展经济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填补产品的“数量缺口”。改革从农业领域开始到工业领域，从消费品领域到投资品领域，逐步地把“数量缺口”填满了。缺口填满的标志，就是供大于求，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

而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填补的缺口主要是“质量缺口”。经济发展质量，在微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品质等方面；在中观层面主要体现在产业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在宏观层面主要是国民经济整体质量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重要的衡量指标。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阶段，面临着跟高速增长阶段不同的任务。

相应地，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发展路径与高速增长阶段也是不同的。过去填补“数量缺口”主要依靠扩大产业规模和产能。如今，传统制造业的市场需求饱和，产能都陆续“达峰”。从日本、韩国等国家经验看，也是如此。比如，日本钢铁行业达到1.3亿万吨的峰值后，产量就开始逐年减少，因为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国家现在也出现类似情况。在此情况下，未来结构调整的方向、主要任务不应是简单地调整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而是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

同时，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将发生转变。以前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要素的投入，现在这些“要素红利”逐步消失，劳动力开始减少，土地越来越稀缺，人均资源量逐年下降，环境容量越来越小。继续靠增加要素投入不可持续，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竞争，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

我国高速增长阶段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世界公认的，说明形成了一套非常适合高速增长阶段的制度条件，能够保证追赶目标的实现。但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如果不作相应调整，可能就不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那么，这五年的经济发展成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哪些有利条件？哪些条件的创造是下一步的重点？

王一鸣：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果令人振奋。这些成果为转向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

第一，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为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2013年～2017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56.2%，高于同期资本形成的贡献率12.4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与此同时，供给结构调整优化，2013年～2017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为52.8%，高于第二产业10.2个百分点。消费贡献上升、服务业占比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的那样，经济增长实现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转向依靠三次产业共同带动。这是我们多年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重大结构性变革。

第二，居民消费结构加快升级，为转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市场驱动力。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加快向高端化、个性化方向升级，引导和倒逼企业调整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

第三，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进入活跃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我国在科技领域从跟跑为主转向跟跑、并跑和领跑并举。创新技术产业化，使我国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共享单车、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增强了高质量发展的技术基础。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比如，我国高速铁路里程超过2.5万公里，占全球2/3，高速公路总长13.6万公里，等等。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优化配置，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五，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推进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有效改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

高质量发展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深化改革，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

记者：您提到，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形成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驱动力。为什么？如何扩大这个群体？

王一鸣：我国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通常具有相近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和较强的消费能力，也是比较挑剔的消费者。如果供给跟不上他们的需求，他们就“用脚投票”，这就会倒逼企业向更高质量方向发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进社会流动性，打通纵向和横向流动通道，让更多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行列。这就要创造公平的环境，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通过努力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行列。

记者：我注意到，您多次提到“制度环境”。在您看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形成怎样的制度环境来促进发展质量的提升？

王一鸣：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来源于市场，这是我国在高速增长阶段积累的重要经验。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生产技术迅速更新，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才能适应快速变化和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需求，在生产领域有效配置资源，使供给跟上需求的变化。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就要求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强化竞争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落后企业退出，让优质企业成长，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有竞争才有创新，有竞争才有活力，有竞争才有效率。必须打破一切妨碍公平竞争的条条框框，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准入限制，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让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公平竞争。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实现跟跑、并跑和领跑并重，处于领跑阶段的产业，没有目标可以参照，再按照老套路制定产业政策，鼓励特定产业发展，就可能会因政府信息优势弱化，造成产业选择失误和资源错配。因此，迫切需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让企业通过竞争去试错，在试错中找到发展方向。

记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发挥什么作用？

王一鸣：政府的作用很重要。比如，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社会安全网等，这些都是政府要做的。政府应做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事，凡是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让市场去做。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任不管，政府要当好“裁判员”，维护好市场秩序。

同时，有竞争，就会有企业退出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市场就难以出清，优胜劣汰机制也就难以发挥作用。例如，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在人员安置、再就业等方面，恰恰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兜底”作用，织牢社会安全网。

记者：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王一鸣：党的十九大报告写得很清楚，完善产权制度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制度。严格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是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要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让企业法人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要更加注重消除对产权保护的所有制歧视，使非公有产权与共有产权真正得到平等对待。还要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现在商品和服务基本市场化了，但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就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以此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