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付朝欢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打造双创升级版，跑出中国创新“加速度”……近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些表述让潘保春感慨万千、振奋不已。

“自李克强总理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全国上下掀起一轮又一轮创新创业的浪潮，双创理念已深入人心，硕果惠及每位国人。”潘保春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强调，自己是双创的践行者，也是受益者，双创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从社会公众价值认可层面，提升了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重视双创成效显性表现

关注“隐性”社会价值

“目前，双创政策已经步入‘深水区’。我在议案中建议，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创新创业氛围。”潘保春说，政府鼓励和号召大家创业创新是非常正确的决策。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工具，能不能创新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创业与商业行为相伴而生，只要存在商业行为，创业始终都是存在的。自古以来，商业行为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动能，没有商业行为就缺乏经济效益，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不能较好改善和提高。

谈及双创政策的成效，潘保春从“显性”和“隐性”两个维度进行了论述。显性层面，我国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2017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52.2%升至57.5%，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3.6万家，上缴税费预计超过1.5万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500万个。“这些正向数据都是双创成效的显性表现。”

“双创政策带来的隐性社会价值是什么？”潘保春在“隐性”二字上特别加重了语气，“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反复强调民营经济的社会价值和民营企业家的重要性。创业创新的氛围影响了社会价值观，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创业是件光荣的事情。”

在谈及自己最初的创业经历时，潘保春用了“迫不得已”这四个字。受传统观念影响，“士农工商”中，“商人”位居末席；而在近几年，却能真切地感受到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社会地位的提升。

更令他感到欣喜的是，在国家双创政策的号召下，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海归、科研人员加入了创业大军。“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时代已经到来，竞争的优势何来？已经不能再靠传统资源优势，真正要靠的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有效可持续激活企业

制度创新优于其他创新

“从企业的具体实践来看，双创是一个盘活存量、做足增量最有效的手段，能够最大程度释放改革带来的红利。”潘保春不无感慨地说，荣事达近几年的跨越式发展完全受益于国家政策。“‘互联网+’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告诉我们‘做什么’；双创政策让我们进一步明确了‘谁来做’和‘怎么做’；分享经济概念提出后，我们也跟着逐步建立完善了‘共创共享共担’机制。”

创建于1954年的荣事达，是家电行业的典型代表，曾经风靡大江南北。就是这样一家拥有64年历史的老品牌，发展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也有过“最痛苦的几年”——被格力、美的赶超，一度丧失市场机会。潘保春坦言，有幸在“反超难度非常大”的时候赶上了互联网带来的技术红利和国家双创政策带来的制度红利。

“技术变革是可以带来市场机会的。”潘保春说，响应国家“互联网+”政策，荣事达深耕智能家居、智能建材等领域。特别是物联网技术带来的设备与设备之间的关联性，使得产品在众多竞争品中拥有了比较优势，大大降低了消费者选择其他设备的转换率。

制度红利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2017年6月，荣事达双创中心入选国务院第二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谈及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的经验，潘保春总结了三点：从形式上看，更加开放，不光对内部员工开放，更是面向全社会开放优势资源；从内容上看，更具有可复制性，荣事达的双创理论体系，已经有很多企业在借鉴，用即有效；从结果上看，更具有安全性，内部孵化的项目几近零死亡率。

“我特别想强调制度创新。”潘保春说，国家一些部委来荣事达考察双创模式时总结，制度创新是优于其他创新的。“凤阳小岗村的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拉开了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序幕。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层面的创新，社会价值之所以能够产生，就是因为具有可复制性。”

这对荣事达双创模式的迭代升级也颇有启示。潘保春介绍说，荣事达专门设立一个部门，不断从制度层面开发下一代的双创战略。“既然这是一个有效、可持续地激活企业的方法，就要不断地去研究它、优化它，像对待技术进步一样对待双创的进化。”

畅谈“高质量发展”

创新体系是重中之重

“2008年的时候，我们厂房的顶上就竖起了‘创新驱动、产业报国’的标语。”潘保春说，创新是近年来摆在我国传统制造业面前的重大课题之一，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要创新。

“创新驱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潘保春表示，谈未来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看创新体系有没有形成。“创新驱动”是一个大的概念，也要落细到创新体系的形成。

他特别阐释了“体系”这一概念：创新有技术创新，也有商业模式创新，还有管理创新。所有这些创新都是社会价值，都应该同步发展，而不是按照过去孰先孰后的顺序。“我个人认为，只有体系和系统才是未来的核心竞争力。高质量发展如果有具体表现的话，应该是体系的成熟性和规划的长远性。也就是说，时间表和路线图，都要科学客观，形成系统和空间思维。”

“在这中间，价值观的形成是根本。”潘保春说，只有价值观的形成才能对创新进行认可，才能形成一个人人自觉自动自发的局面。比如，产品高质量的价值观形成了，自然假冒伪劣产品就没有生存余地。

“有一点，我在今年的议案中特别强调，那就是‘包容失败’的创业创新氛围的形成。”潘保春举例论述创业经验沉淀的重要性。“比如，一个人毕业后开服装店，第一次失败了，第二次还是失败了。但在总结失败的教训后，第三次、第四次就可能成功。初次创业之所以失败率高，就是因为没有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因此，他在议案中建议，积极出台创业失败的保障政策，允许创业失败人员有纠偏改正机会，给予提供再创业条件。“最能打败一个创业者的，不是创业失败了，而是跌倒后没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在被问及对初次创业者的建议时，潘保春说，立项前，信息的调研一定要准确。事实上，创业者写《商业计划书》的过程，是一个理清思路的过程，有很多创业者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及时发现项目存在的问题。

他还谈道，对于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汇报建设方案本身，也是一个复盘过去、规划未来的过程。此外，双创示范基地之间形成的“圈层文化”，可以让基地与基地之间交流互鉴；而每个基地还肩负着向全社会开放的责任，通过基地内部的不断总结，把可借鉴的经验贡献给全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其实也是一种‘隐性’的创新普惠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