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年度“百佳”图书榜单，在其中的“10种传统文化好书”榜单上，有闽江学院教授毛晓阳教授所著的《清代贡院史》一书。这部研究科举考场的著作为什么会入选“传统文化好书”？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众所周知，科举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对隋唐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清朝末年，因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欺凌，清王朝先后发起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变革，试图挽回残局，无奈均告失败。为了推行新政，清王朝最终选择科举制充当替罪羊，1905年9月2日正式将其废除。自此以后，人们对科举制的评价都是负面居多。在范进中举、科场弊案等故事的长期渲染下，科举制更是被贴上了“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的醒目标签。
而对于科举制的主要运行场所之一的贡院，自然也难以获得好评。尽管1850年5月，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俯瞰福州全城时曾大发感慨，认为福建贡院“反映了中国文明中最好的一面”，但1963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对贡院评价的影响显然更为广泛。近30年来，虽然学界对科举的评价日渐公允，认为它是一种“至公之制”，甚至说是中国“第五大发明”，但是人们对于贡院的评价依然没有太大转变，至多也只是认为贡院是科举制的具体象征。而翻阅这部《清代贡院史》后我发现，对贡院的评价竟然可以有“教育公益文化史”的视角，也就是认为贡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教育公益文化类型。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如果从职能来区分，当代中外教育公益文化的类型大致有助学、奖学、奖教3种。比如，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全国各地的教育基金会都会开展行动，向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颁发奖学金，向取得优异成绩的毕业班科任教师颁发奖教金，以及向因贫、因病濒临失学的学生发放助学金。而在中国古代，这些教育公益文化类型也同样存在。比如地方官学的学田，其职能是补助教师束脩、赈恤贫困学子，显然具有奖教和助学性质；又如明清书院的田产，其职能是支付院长薪酬和学生膏火，具有奖教和奖学性质。膏火的发放标准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其实就是一种奖学金。
那么，清代贡院属于这三种教育公益文化类型中的哪一种呢？《清代贡院史》告诉我们，它不属于这三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而应属于第四种，即“助考”类型。
作者在书中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除了比较高级别的科举考试如省试（或会试）与解试（或乡试），较低级别的科举考试如县试、府试是没有专门的考试场所的。因为按照科场法规，宋代以来的各级各类科举考试一般都是三年一次，每次从考试到张榜用时大约1~2个月。因此，如果建造了贡院，那么在长达30多个月的考试间歇期间，只能处于闲置状态。尤其是贡院内的考生座号区域，三年风吹日晒雨淋，不免杂草遍地、鼠雀麇集，甚至破败倒塌，每次使用前都需要修复。因此，为了尽量降低考试成本，地方官往往因陋就简，在官衙、公馆、学校、寺庙等处封锁一片区域作为考场。这种临时安排的考场，考试设施有限，往往弊窦丛生。一是桌凳均由考生自备，手提肩扛，碰撞拥挤，因而难以集中思考，影响考生的正常发挥；二是考试座次均由胥吏临期安排，甚至任由考生抢夺，因而难以严肃考纪，串通替考、传递抄袭所在多有，影响考试的公平公正；三是房内、檐下空间有限，部分考生不得不在露天考试，因而难以应对严寒、酷暑或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影响考试的正常举行。
正因如此，作为专门科举考场的贡院才应运而生。尤其是在清代，不仅在京师建有服务于全国会试的顺天贡院，在各省省城也建有服务于乡试的省级贡院，在各府、直隶州则普遍建有服务于学政院试和本府州府试的学政试院。即便是在最低级别的县试，也有近30%的县和散州建有县试考棚。而最关键的是，这些为了改善考场纪律、协助考生发挥、提升考试公平而建造的贡院，其修建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官民捐助，其建成后的管理人员、维护成本也都由本地士绅肩任、承担。有鉴于此，《清代贡院史》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公益求公平”是清代贡院核心文化特质的观点。这不仅突破了此前学界对于贡院的各类评价观点，更为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史开创了“助考”这一教育公益文化类型的研究。
据了解，《清代贡院史》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公益求公平：清代科举考场研究”的优秀结项成果，同时也是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成果。这部上下卷本120万字的著作也是作者继2014年出版《清代科举宾兴史》《清代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管理制度研究》两部专著以来再次推出的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史的全新力作，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新突破。（闽江学院 陈小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