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兆荣 ，江西泰和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一级岗），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人文社科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中国民族学与人类学学科首席专家。近日，他就人类学等相关问题接受了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学生专访，以下为访谈实录。
结缘人类学，百炼求真知
红星央宗 （提问者，以下简称“红”）：彭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您丰富的学术经历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不仅让我们钦佩，也让我们好奇您是如何能够保持如此高涨的科研热情，数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科研一线，持续地向我们传达您的学术关照。能跟我们讲讲您是如何接触人类学的吗？
彭兆荣（受访者，以下简称“彭”）：我出生于一个外语世家，爷爷、爸爸都是外语教授。我从小就接受西方文明熏陶，后来我读硕士、博士都与西方文明有关。关于人类学， 我是从28岁才开始自学的。1988年，我获得了国家公派留学的资格，先是去了法国尼斯大学，后来又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接受了系统的人类学学科训练。1990年10月，我按时返回祖国。一回来，就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民委副主任盘朝月的邀请， 要我到广西参加11月底到12月初在广西富川举行的“盘王节”。我去了，从此与广西的瑶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不仅是我人类学学术生涯的起点，也让我无悔地投入了半辈子最好的时光。为了了解瑶族，我除了跑我国的瑶族村寨，我也几乎跑遍了印支半岛的瑶族聚居地，跑了美国的瑶人社区。我的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志《文化特例：黔南瑶麓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做的是瑶族；
我的第一部田野日记体《寂静与躁动》，是我在瑶族社区所写下的田野日志…… 瑶族作为我的第一个“异文化”研究，对我的人类学生涯具有“奠基”作用。
说起来，我对瑶族的研究，是由我的法国老师李穆安带入的。作为一个起源于中国的民族，却在法国这样异乡进入了对它的研究，这确实是我连做梦都没想到。但我用了超过二十年的时间持续研究瑶族，却与费孝通先生有关系。当时，我在国内的瑶族调研主要集中在贺州地区，而费先生早年所做的花蓝瑶调查是在今天的广西柳州地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所以，从大的区域看，它们都属于历史 上的“大瑶山”。虽然，大瑶山悲怆的故事留给费老是不堪回眸的过去，留给我的却是无比的振奋和激励。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族群，一种跨越时间的精神激励。 同时也在汉、瑶之间建立了一个典范。不同的族群，特别是小族群，对于“外来者”的介入会有不同的态度，甚至介蒂，这可以理解。毕竟多数人不了解这“外来者”这么长时间呆着干什么。然而，当两位“外来者”，用自己的生命（王同惠牺牲）、身体（费孝通伤残）表达着悲壮的善意，所有的不解、猜疑都化为乌有，剩下的只是感激和感谢 。费先生的“瑶汉情深”就是最好的写照。
这些“大瑶山的记忆”也使我们这些后来的“瑶学者”的研究道路变得更为通顺和畅达。在过去数十年对瑶族的田野调查中，我从未遇到过因为不同民族间的差异，或动机什么的带来误会和误解。我在瑶族研究的路上走了很久、很长，遇到的都是感人的经历、留下的都是美丽的故事。我甚至还发生过在课堂上讲述与瑶族同胞之间的感人故事而哽咽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看到、听到汉族研究者在瑶族做调查时遇到什么因为误会而发生的不快。此言绝对不虚。我很高兴因为研究瑶族，我有机会了解到完全不同的族群面貌，我有机会深入到他们生活场景，我有机会了解到他们文化的细节，我有机会与瑶族学者进行深度交流，我有机会接触到法国老师李穆安、乔健、谢剑、郑瑞贞等，有机会追随费孝通曾经走过的 路……因此，人类学本质上一门研究“他人”的学科，是一门构建“我与他”关 系的学问。它把“自己”藏在“暗处”，把自己的文化作为背景，将“他人”的 文化置于“明处”，把人家的文化作为具体的参与观察和研究对象。这样也就建 立了一个大的比较视野。人类学讲求的“主位-客位”研究，说的就是这番道理。
对于我来说，人类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把你带到各种不同的人群中，看不一样的东西，体验不一样的文化。这样工作的好处在于：身体力行地进行田野参与、设身处境地体验对象文化，有助于学会同情他人，体谅他人，赞美他人，并将这样的观照上升到思维的层面。数十年的人类学研究教会了我很多，甚至在无形之中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也在悄悄地改变自己的对待。这种变化将我把对“他文化”研究中的同情、体谅、赞美转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来。明显的好处在于，我已经 很习惯地看到人家的优点，特别是“存在竞争”的同辈人。按照传统文人的“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思维惯习，对同辈、同龄段、同领域学者的基本上是持批判的态度、不屑的眼光，这导致了对他们学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盲视；看不见，反正 还包括“我不看”。人类学却能帮助我看他人的长处，学会点赞同辈学人文章中的优点，甚至是我的弟子。教学相长，老师学弟子们的优点，受弟子研究的启发，
我认为不丢脸。比如我的饮食研究就是为了指导弟子肖坤冰的博士论文《茶叶的流动》而进入到这一领域的。
人类学还有一个特别的好处：不画地为牢。这个学科从来不避讳其他学科、学问、学术的进入与交融。在其他学科，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那“边界”相对是清晰的，有点像国家与国家的边界，不容侵犯。我似乎也习惯了人类学这种自由穿行的范式，不在乎学科的边界，遵行问题意识到哪儿，调查就 到哪儿，研究就到哪儿。所以，我的学术兴趣也很广泛，好像“遍地开花”。我 甚至听说过这样的传言，有学者到厦门大学的中文系、音乐学、旅游系去找“彭兆荣”。这种“犯肆”的学科僭越虽然有“危险”，但给了我一种不断学习新知识的幸福感。我的《人类学仪式理论与实践》就是在对古希腊神话、戏剧的文学母题和仪式谱系的追溯中形成的。
所以，我选择了人类学，选择去体验“一只脚踩在图书馆，一只脚踏在田野中”的充实感。我也在这样的体验中， 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生命感”。
扎根黄土地，开拓新范式
红：您是人类学学界少有的接受了欧、美两种学术传统训练的学者，想必这些学习经历都为您后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知识谱系和理论基础。那么，您是如何推动西方理论向中国范式的转型的呢？
彭：我自1988年首次公派留学法国以来，此后三度赴法、访学伯克利，学的都是人类学。虽然研究的方向有差异，一个是瑶族研究，一个是旅游人类学；但我始终希望可以“学以致用”，用在本土、用在祖国。我在留学中意识到，学 术目标的预设、设计很重要。我那时到（法国）尼斯是冲“人类学”去的，我的计划也是学好人类学回国从事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加之，我当时还在贵州大学任教，贵州也确实是一个做人类学研究的好地方。所以，最好要与中国有点 关系的人类学。不过，我在尼斯只呆了一个学期就决定离开，我知道，那个“美女”不属于我。离开的原因很简单，我没有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尼斯大学人类学里的教授主要以非洲和法属殖民地为研究对象，这也是他们的学术专长，而且他们多数属于“小人类学家”(little anthropologist)。当然，“小人类学家”不是“差人类学家”，而是说他们专门做“精致民族志”，不太在意所谓“普世价值”的文化法则。如果说， 列维-斯特劳斯（这类研究旨趣的学者） 属于“大人类学家”，那我后来的法国老师李穆安（Jacque Lemoine）就属于“小人类学家”了，他引导我进入了瑶族研究。总而言之，我希望（在留学中）找到的对象和学到的东西与自己祖国有关，至少比较接近。
今年（2020年）8月，我在伯克利的老师， 与我有长达20年的师生情义和友谊的 Nelson. H.Graburn教授来信慰问，他在信众也提到了我的学术研究兴趣问题。老师问，为什么我在过去的时间主要研究西方文明，还去法国留学，近些 年却转向中国的“国学”？我如实回答，是因为我明白，我无论是研究西方文明还是人类学，都是要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从对西方文明的探索出发，又在50岁以后重新回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正因为） 重新理解“国学”，我才能 够在这些年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用地方知识讲好“本土故事”，用“自己的经验”书写有温度的民族志。
费先生的民族志就是自己的，这不是指文体，而是指生命。记得有一次人类 学界在江村举行活动，大家走在江村的河道边，台湾有一位人类学家问我：“彭兄，费先生的民族志大部分没有按照民族志的体例来写，你怎么看？”我回答：“就像每个人的经历都独特一样，费先生的民族志是他用自己的生命写成的。他 的民族志‘文体’是他自己。”……在一些学者眼里，人类学的研究“被看成” 是在讲故事，尤其擅长讲“他者的故事”。我认为，好的人类学家，确实很会讲 故事。而好的听客也很会“听故事”。我在进入瑶学领域之初，就曾有幸听过乔 健先生“讲故事”，并向他学习了编织故事、讲述故事和发现故事真谛的本领。
乔先生的一生堪为典范，他在上世纪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将精力主要投入到瑶族研究中，并致力于国际瑶族研究协会的大量工作。晚年又回到中原地区，特别是他的祖籍地山西进行研究，开始关心北方底层艺人、台湾底层社会以及大陆城乡新底层人群的研究。像乔先生一样的中国人类学家，无论其求学、田野、研究的地点和地方有多么遥远，文化差别有多么的殊异，学科上是多么的西式，当他们到了晚年的时候， 都不约而同的“返回故里”。这里的“故里”除了指家乡、 故乡外，还有一份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和“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我也有幸在 此期间参与了乔先生的“黄土文明：介休范例”项目，去体认老一辈学者的“为 人民服务的人类学”。
在我看来，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具有人类学“创新”的研究，也可是说非常 具有人类学“反叛”的研究。大家知道， 人类学是研究“他文化”、部落文化、边地文化、小族群文化、原始文化，看一看人类学经典名著，几乎就没有例外。乔先生带领我们回到他的家乡，也就是中国腹地， 传统政治地理学的“中原”， 古时“中邦”，后衍义成了“中国”，历来“一点四方”的“一点”。也就是说， 人类学介入到传统的“我文化”，政治地理学的中心文化、民族国家背景下的主 体民族文化还真是不多。至少，这是“中国特色”。在后续的几次小范围的专题讨论会上， 乔先生也不只一次地重复延伸自费老“文化自觉”概念的“自觉发展”。因此， 我更愿意将“黄土文明介休范例”视为传统人类学与古代文明中 心相结合的“中国范式”的实践与实验。如果说，侧重于原始的、偏远的、异文化的研究是人类学的正统；那么乔先生带领我们做的，则是人类学历史没有先例的开拓性研究。
这种学术关怀令我受益匪浅。我曾经用了十几年追踪研究过黔南瑶麓的瑶族，以证实我对大众旅游影响传统文化的担心，这种担忧也促使我研究旅游人类学。1999年， 我有幸认识了世界旅游人类学大家Graburn教授 。2003年，我去了柏克利，并开始撰写《旅游人类学》。我几乎阅读了当时所有重要的旅游人类学著作，收集了大量相关的资料。完成了大陆第一本旅游人类学方专著的初稿。2004年我回国， 继续充实这本书“集编译、评介、分析、独立见解为一体”的著作。我写作的初衷是希望这本《旅游人类学》能够为我国的旅游发展，特别是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如今看起来，还真有一点作用。
红：您刚说到乔健先生的“介休范例”给予您关于中国经验的启发。事实上，在您早年的代表作《西南舅权论》《摆贝：一个西南边地的苗族村寨》中我们就已 经看到了您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理解。再到近年来的《天造地设： 乡土景观村落 模型》《重建中国乡土景观》《论‘原农本主义’》、《中国农耕传统的生命观照》 《农正之政： 中国传统农耕社会之‘本位’分析》等论著，您似乎通过一套关于“乡土”的景观体系，表达了对乡村、农业与当代社会的整体构建。请问，这两个阶段您的“乡土关怀”发生变化了吗？
彭：与其说是变化，不如说是更成熟、更清晰了吧！我重新学习了中国传统 文化，也更深入、真切地理解了中国社会的“底色”。中国自古就有一个农耕文明的传统 。古代把国家叫作“社稷”。什么是社稷，白话就是在土地上种粮食。既然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统，人类学这个外来和尚要如何念经，如何老调重弹？哎，还真别说，人类学把这本中国“本土经”念得还真不错。
在我的眼里，费先生是少数最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之一。他在开弦弓村 的调查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中国的道理”。比如，乡土社会是怎么样的？乡镇企 业怎么创业发展的？“苏南模式”又是怎么开创的？ 尤其是他以“乡土”定义“中国”，非常准确。我以为，这是对“社稷”古说最好的现代注解，“乡土中国”就是古代“社稷国家”的新版本。林耀华先生在《金翼》中的故事也深深吸引了我，我读过多次，并曾向林先生表示要专门写（心得）。但直到先生诞辰110 年纪念日，我才以“把种子埋进土里”为题作文浅谈，聊表哀思。这句“把种子埋入土中”既在《金翼》中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也是全书的总结。所谓把“把种子埋入土中”，那不就是立足“乡土”吗？林先生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他的家乡、家族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国家的事情。中华文明之所以历久弥坚，包括今日之 经济“崛起”，其实都离不开那世世代代的“种子”的播种、发芽、生长、收获。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费、林二位先生的田野调查，不仅刻录了他们成就卓越学术贡献的个人足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讲述了真正的中国故事、中国道理和 中国智慧在于“乡土”。
这些年，我一直在跑村落，有数十个了吧。没有认真算过，好像也算不过来，太多了，甚至还跑到国外去考察人家的乡村。为什么到了花甲之年还不停地往乡下跑？又不是乡镇干部。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多都在练走功，跳广场舞，满世界旅游。反正像我这样一年还在乡下跑上三、四个月的人，少。跑得我气喘吁吁。
为什么要这样，一个理由，是（为了完成）我正在主编（的）“乡村振兴之重建中国乡土景观”丛书。这个“重返乡村”的念头始于六年前我参加的一次由文化部、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有关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会。会上，我对“城镇化”“城镇化模式”“农业遗产保护”等问题的现行状况不是很满意。也正是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城镇化自在、自然过程。重要的是，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乡土社会是任何社会事务生产和生长的“土壤”；而今以“工程”“指标”的方式推动城镇化，以城市覆盖乡村，耗损乡土，占据农田，强行拆迁，疑似以西方工业国家的“城市化数据”为依据的社会运动，窃以为有置中华传统文明于风险之虞。后来，2017年，中国共产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我好兴奋，我在冥幻之中隐约感受到了有人听到了我无言的呐喊。我同时判定，“乡村振兴”是对“城镇化运动”的刹车。这一脚刹车真的很及时。有报道说，现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中国的高楼是全世界最多的。我不为此而傲，反而为此而忧，理由是，
中国的农业土地也是丧失最快、最多的。
其实，中国的城市与西方的城市大不一样，城乡保持着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我国古代也有城市建设问题，却从未以损毁乡土社会为代价。即使是当今世界，也没有任何理论、证据和逻辑表明，经济的发展是“城市的产物”；“国力的强大”受阻于传统的乡土。既然如此，也就没有理由得出城市是“文明代表”的结论，至少在中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于是，我就想当然地升腾出一个愚蠢想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设立一个新的“工程”：重建村民对自己家园的“三自”：“自信心、自豪感和自觉性”。自己的东西最终要自己来看护，任何其他的人、组织、资本、项目都不能代为行使这项职责，不能完成这样的工作。道理很简单，你自己的家终究要你自己来建设，来守护。其他人是指望不了的，哪怕他的用心再仁慈，动机再善良。
所以，我预计在十年内完成这套从书的调研、写作和出版。这不仅是我对自己学术的规划， 也是我对“中国自己的故事”的交待。虽然，我只是一介书生，无力改变行政决策，但我们却可以回到乡村，去倾听农民的声音，去了解乡土家园主人的想法，去编列一个细致的乡土遗产的目录，去绘制家园的绘本，为行政部门，为“三师”（设计师、规划师、工程师）提供详细的村落资料。如果在未来，我们的子孙厌倦了城市，想返回已经消失的、曾经的家园时，这些资料，包括绘本，可以为他们“重建家园”提供依据，提供营造中国城市的“乡土智慧”。
桃李悄无言，春晖暖四方
赖景执（提问者，以下简称“赖”）：彭老师，您好！据不完全统计，自您与人类学结缘并扎根于本土开拓出中国人类学新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的历程中，您已经主持 或参与了27项科研课题， 出版学术专著31部，主编丛书系列9套，发表学术论 文400余篇，可谓著作等身。如此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地展现了您笔耕不辍、 思想深邃、理论宏富的“大师级”学者品质。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类学民族学的学子们都极力想追随到您这位家喻户晓的人类学家门下，拜您为师。您不但是 学生们在学习、学业和学术上的老师或导师也分别于2005年和2008年担任过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兼任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等行政职务。在这里，我们很想知道您对于“师者”是如何理解的呢？
彭：在中国，当学生的，当老师的，总是都知道韩愈的《师说》，该文为高 中的必修课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我亦为师，一生为师，而且必将以师业而终老，这已经注定；无论是否“在岗”。我已经退休4年，退休后还招了两届博士研究生，现在仍有十余位弟子未毕业， 没有“岗位津贴”，我依然尽职尽心，因为我是他们的老师。师是我的职业， 也是我的 DNA。当然， 我也可以在此处“下岗”，到另一处“上岗”。反正，“为师之岗”永远不下，也下不了，命定了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也不知道是谁在老师身上贴上这两句“诗金”，一幅英勇就义、大义凛然的样子。人家李商隐根本说的不是师而是情。转念，为师者必有情者，否则怎能当好老师？所以，两句诗也勉强可以合，可以和。我从教几十年，弟子也算多。 除了名下“嫡系”弟子学生，更有许多在会议上、网络上、经人介绍，田野邂逅， 特别是那些读过我的著述联系我称我为“师”的，其中包括一批“认领”的弟子；
他们都叫我老师、师父。我弟子的学生，依照辈份伦理， 便叫我为“师爷爷”； 现在叫“师爷爷”的越来越多；弟子中已不少当上了教授、博导。每当我听到这样的称呼时，我就把自己想象成为坐在太师椅上，身着黑色长衫，手柱拐杖的老头，摆出行将就木前的威冷之风。
“师”的意思有很多，古代中国有“百业”，每个行业都有“师”。我只是选 择那一类专事“传道受业解惑”的师者 。在我的生活中，“师”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大师”，那些公认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 特别是在“业界”有重大、重 要影响的学者。虽然“公认”不易数据化，虽然“公认”难以在认知上完全吻合。在很多时候，公认只是大家心中的景仰，他们是那些我们尊敬的、学术成就卓越的前辈 。其二是“吾师”，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业师，那些教过自己，帮助过自己学业成长的老师。一个人在生命中一路走来，总是会有很多的老师。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成才，是否成就，是否成家，都倾注过老师们的心血。无论学生们年轻时如何轻狂，特别是做出了一些成绩来的时候，那种醉酒般的忘乎所以，仿佛 自己正巧就是那个“天才”，像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样。可是，当他闭起眼睛， 平复了狂妄之后，总还记得起师恩。最后一种是“我友”，在中国传统的表述中，除韩愈的《师说》之师者，还有《论语 ·述而》中“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其中“子曰”的同行虽然可以有各种面目，但与学者同行者多为学者。故学者、学友中亦有吾师，也可为师 。同行(xing) 中还有同行(hang)，同行中还有同事。他们也有师，也为师。只是，同行同事之“师”，言犹在耳，有教化，有教益，有教训 。“窝里斗”在同行中总免不了，俗 界有斗鸡，师界有斗师（狮）。我新近写就的“师说人类学”这本18万字的著述 就是集中谈论我对于这“三师”的深情回忆与深刻理解。这虽只是“我”回忆的故事， 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人类学”虽是其中的主脉，却也没有人 类学“史”的线索。我是期待可以从一个狭窄的侧面，通过我的经历、记述和回忆或可为其他学人了解一些中国人类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恢复以后的一个剪影。
师者众，有大师、吾师、吾友，还有同事（师）；更兼有大师、吾师、吾友兼为一体者。如此富实的师者，实在是我这一生的托福。
赖：正如您刚才所说，人遇到的“师者”都是一生的托福，对于您的弟子而言，您也必定是他们的贵人。近年来，您的学生中的有些已晋升为教授、博导，在学界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以说说您的“为师”理念吗？
彭：从1994年开始，我在厦门大学共指导硕士研究生17人，其中一名海外生，来自乌克兰 。2003年，我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 其中亦有4名海外博士研究生：蒙古国1人，中国台湾1人，美国1人，乌克兰1人。我招的是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生， 我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招生原则：“不图锦上添花，但求雪中送炭”。我知道，招收博士研究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年轻人一生的命运。所以我尽力为西部的年轻人开绿灯。我没有北京、上海、天津的学生，没有江、浙、广、深的学生。我在云南、贵州各招了十来个博士研究生。在西北也招了一批。学生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学生，粗计有：藏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苗族、布依族、彝族、壮族、土家族等等。有些民 族还有好几位。当然，我在前面也说过，我的弟子们并非全部都是“嫡系”弟子。他们大多是穷学生，有的很穷很穷。我有一位辈份很高的弟子曾经很认真地对我 说：“老师，人家有些博导如果招三位博士生，会选择一位当官的，一位做生意的， 一位做学术的。”这意思很清楚。我没有在意这样的提醒，我一直没有这样做，而且永远也不会了。
我在退休以前曾经执行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一年来厦大参加博士（招生）考试结束的那一个晚上，我都要为报考我的那些学生举行送别宴，请他们吃一顿大餐。那些年一般能有两三桌，多的时候能达到四桌。为什么要请考生吃饭？让我讲一段小轶事来回答。有一次在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国的会议总是要请上一顿像样一点的宴席。这几乎成了习惯。在那次会议宴席上，有一位中山大学的年轻老师专门走到我的身边，他端着一个酒杯，恭敬地站在那儿，说要感谢我。我没能认出他来。他自我介绍说，他曾经考过我的博士研究生，可惜没考取。但当他回顾当时我请所有考生吃饭的情景时，他的眼光中充满了感激。见状， 当场就有一位与我同辈的人类学同仁问我：“哎，彭兄，你请考生吃饭的理由是什么？”我停顿了几秒钟后回答：“我感谢他们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博士研究生学习阶段托付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 也是一件庄严的事情。”提问者没有再 说什么，不过他的眼睛流露出奇怪的眼神。今天社会上的人们都只知道“谢师宴”， 我“发明”了一个“谢徒宴”。我胡乱想， 如果没有“谢徒宴”、“收徒宴”前因， 哪来的“谢师宴”的后果；没有先期建立的师生关系，大家就只是大街上擦肩而过的陌路。
我在带博士的二十多年生涯里，自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规则：所有博士研究生的田野点我都要到现场；哪怕是做海外民族志的。迄今为止，除了还有两位弟子的田野点还没去外，其他的全都到过。到现场会有现场感，对指导弟子的论文 大有帮助。我的学生都叫我“师父”。大意是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意思吧。我开始听着很自豪， 有的时候也会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因为如果只是师生， 那要单纯得多，还要当“父亲”，多出了一种义务。“自己的孩子”总是要更尽心。更有甚者，现在我弟子大多当上教授、副教授，博导、硕导什么的，他们的学生 见到我叫“师爷爷”；更有甚者，前些日子去贵阳讲学，居然听到有叫我“师太爷”的了。说了看官可能不信，我的那些弟子， 因为“师父”之亦师亦父，所以 一些完全与“师”无关却属于“父”的事务也都来找我，包括给他们的孩子起名字，过年给弟子的孩子发红包，弟子结婚我要当证婚人，逢年过节，那些没有回 家的弟子们都在“家”里过年。诸如此类。
话不能只说一头，那不公平 。弟子们既然把我认作“师父”，当然也很“孝顺”，有时令我感动。比如在我六十岁生日（闽南地区是过虚岁，实为五十九岁） 的生日会上，我动情，我哭了。特别是弟子们“背”着我，集资为我出了一本《田 野中的师徒：体贴的民族志》，没有书号，却有“孝心”。后来有一位弟子告诉我，这本没有书号的书曾经在地摊上还卖得挺贵。我认为，这属于中国的“国情”范畴。我曾经在巴黎大学、柏克利加州大学也听过很多课。不少学生上课时手捧着一杯饮料，自饮自乐，而老师讲课时讲得嘴唇发干，学生们也不会为老师买（带）饮料的。那不关学生的事。这是西方正常的师生关系。反正这种情况我是看不入眼的。如果我的弟子做那些行为，我是不会容忍的。
无论如何， 我真心地感谢那些称我为“师父”的弟子们，因为他们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 、最高的“学历阶序”托付给了我。
为了帮助这些穷学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我个人不仅自己给他们提供了 超过30多万元的费用（不包括学校规定的项目经费），我还让我的一位做企业的 小兄弟资助了10万元。我的那些在厦门的儿时同学，不少也慷慨资助、襄助。 每年中秋节我要让在校的弟子们到家里来“博饼”。弟子中有许多都得到过这样那样的帮助，但都是私下的，为的是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只要他们能够成才，一
切都是值得的。我也送了好些弟子出国，有的是在读博期间，多数是博士毕业以后。有去美国的，有去法国的，有去日本的。他们在出国前，只要他们在我身边，我都会给弟子们一个忠告：爱自己的祖国，祖国是名片。我也不只一次地告诉弟子们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德国的弟弟告诉我的：有一位中国学生去德国留学，他的德国老师是很名的教授，教授在第一次约见这位中国学生时，这位中国学生不经意地轻慢了自己的祖国，德国老师当场就拒绝接受这位中国学生。他说：“如果你连的祖国都不懂得尊敬，还来学什么？”经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出了国，就越是爱国 。因为“你”化在了“祖国”中。反正我们那个时代的留学生大体是这样的。
（作者：红星央宗、赖景执，系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系2017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