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抑制了居民的消费
要进一步激发消费潜力，首先要弄清楚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消费。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彦斌从传统经济学理论说起，“居民的消费水平跟可支配收入、资产的财富效应和预防性储蓄有关。”
先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数据显示，2014年~201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8.0%逐步下降到6.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速从10.9%逐步下降至6.9%。与此同时，从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倾向趋于保守，必需品与非必需品消费的增速差距正在慢慢拉大。
“收入下降时肯定会首先削减非必需品消费。”陈彦斌认为，考虑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速不错，但没有大幅度跑赢 GDP的增速，这意味着难以有效支撑消费继续快速增长。
再看资产的财富效应。陈彦斌说，“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股价上涨和房价上涨，财富效应是很小的。与收入相反，债务对居民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现阶段，房价大幅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
近年来，伴随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居民持续加杠杆购房，导致杠杆率从2008年的18%上升至2018年三季度的51.5%，居民债务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超过100%。受此影响，居民消费意愿明显下降。
最后是预防性储蓄。陈彦斌将教育、医疗、养老比作压在消费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养老所带动的消费确实存在，但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托儿育幼需求增长的情况下，居民支出负担较重，预防性储蓄制约了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中国居民和欧美国家居民储蓄率曲线是截然相反的形状。”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进一步分析说，欧美国家人的储蓄率曲线是“倒 U”形状的，中年的时候储蓄率往往最高。而中国却恰恰相反，储蓄率曲线是“U”型的。“中国的居民，买完房子之后，忙小孩的教育，到中年时，储蓄率变得很低，无形中挤占了消费。”
跳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立足我国的实际国情，还有哪些因素限制了居民的消费？
吴雪飞谈道，从消费供给来看，我国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仍然不足，难以满足高收入群体的需求。一方面，国内消费品的品质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能力不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居民更愿意买国外产品。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有相当一部分群体，由于政策约束，他们的消费被抑制。”陈斌开注意到，因为相关制度的限制，导致这部分群体没有办法在大城市获得教育和医疗，只能把钱存起来。
国内消费潜力如何释放
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消费作为经济发展中的慢变量，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具有长周期的特点。
这就意味着，既要久久为功，持续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稳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夯实消费长期可持续增长基础；又要精准发力，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市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同时，积极吸引国际游客消费。
首先，要让老百姓“能消费”。要持续增加居民的收入，持续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为60%左右，低于发达经济体70%以上的水平。因此，需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探索建立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动态调整机制，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
陈彦斌强调，真正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需要发展模式的改革，而不只是税制的改革。
“尤其要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陈彦斌解释说，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一般低于低收入群体，所以贫富差距的扩大会使得居民整体消费倾向趋于下降，从而减少全社会的消费。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前20%高收入居民组收入为后20%低收入居民组收入的10.97倍；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虽有缩小，但绝对差距仍然较大。
其次，要让老百姓“愿消费”。要积极培育和壮大各类消费供给主体，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大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托幼等产业发展，推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吴雪飞建议，激发企业培育品牌的内生动力，支持自主知名品牌建设。
再次，要让老百姓“敢消费”。要解决“后顾之忧”，改善消费预期。这就需要深入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具体包括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内容。
此外，挖掘消费潜力也离不开消费环境的优化。在吴雪飞看来，应加强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同时，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畅通消费者诉求渠道，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
在吸引消费回流方面，刘刚建议，探索建设市内免税店，允许国内居民出境前在市内免税店限额购物预订、出境后或者进境时在口岸隔离区内提货。吴雪飞建议，加大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简化操作流程，积极吸引境外游客在华旅游消费。
最后，消费率越高越好吗？专家们在讨论中认为，更应该关注消费率背后的内在逻辑，欧美国家的消费率达到75%~85%，但依旧面临很多问题。
“通过讨论，我们回答了一些疑问，也留下一些新的命题。”杨禹在最后作总结时表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理论研究者，以及一线实践者，将一起继续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既要保持耐心，又要有紧迫感；既要看到消费增长的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又要正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难题；既要在发展举措上做出改变，又要用改革动作来回答这些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