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草画：带我们了解百年前市井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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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栏
街头买卖
博物馆寻珍录
过去十多年，如果要列出几样有关广州历史方面最重要的“发现”，通草画应该算一样。这种一两百年前诞生在广州、类似现在旅游明信片一样的小画片，和我们一般理解的“国宝”似乎并不一样。但它们出现在那个相机是绝对稀罕物的年代里，成了我们今天和百多年前的人们沟通的少有的图像资料。它们可以让我们知晓那时人们生活的一些微小细节，它让我们，能带着一种温情的目光看待这座城市的历史。
画在不是纸的“纸”上的画
2005年，广州博物馆的历史学者程存洁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通草(Tong cao)片”画误为“米纸(Rice paper)”画》。文章对当时仍广被误解的通草画的若干相关问题，进行了勘误。
就在那个时候，通草画这种东西，对国人来说还几乎是一种全新的东西。按照程存洁的说法，家住英国约克的伊凡·威廉斯先生，是最早对通草片水彩画进行认真系统研究的人。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关注和研究从我国外销到欧美的通草片水彩画。2001年9月，他一次性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捐赠70余幅通草片水彩画。广州博物馆为此特意办了一个展览，并编写出版了《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情调——伊凡·威廉斯捐赠十九世纪广州外销通草纸水彩画》的精美专书。这也是通草水彩画这种东西，第一次在普通观众眼前出现。
程存洁指出，自19世纪以来，“通草片”在欧洲一直被误说成是“米纸”。这可能是由于人们以为通草片是用各类植物制造的，也可能是因为通草片看起来和可食用的“米纸”相近。直到本世纪初，仍有许多公私博物馆和收藏机构将通草片水彩画归入米纸水彩画类，以致人们依然误称其为米纸水彩画。
实际上，这种画采用的“纸”不仅和传统的米纸完全不同，甚至也不算是真正的“纸”。2002年5月和11月，广州博物馆的专家们两次前往贵州，考察了“通草纸”生产的全过程，才算消除了心中的谜团。
“通草纸”实际是五加科脱通木生长3年的茎秆髓心部分切割出来类似纸张的片状物。程存洁详细记录下了他在贵州看到的生产过程：砍伐一年生长期的脱通木最佳。砍伐后，就地截成一定长度，趁鲜用准备好的细木棍或圆竹筒顶出茎髓。等半小时或一小时后，茎髓中的水分自然蒸发，茎髓变干、脆。艺人将通草茎髓一捆一捆地用塑料袋封好，以免受潮。切割时在桌上摆放一块厚约0.7、长约30、宽约24厘米的玻璃板，玻璃板正面紧靠边缘处镶嵌两条长薄铁片，每条薄铁片的左右两端被固定，中间可随时添加纸片，以控制通草片的厚薄，玻璃板的右边放着一长条薄木片、备用磨刀;玻璃板的周围还摆放一堆各种粗细规格的木棍，共有30多根，这些木棍的一头都是尖尖的，长均25厘米，它们的粗细规格根据通草茎髓中小孔大小决定。艺人先将通草茎髓切成20厘米左右长的一段，然后将一根木棍塞进茎髓的小孔里，使整根茎髓变直，再用右手紧握切刀，将刀身紧贴玻璃板上的铁条，左手按住通草，由右往左轻轻地纵向切开茎髓，这样就切成了通草片。通草片切好后，根据需要，可切成不同大小规格，但切忌镶接、挤压，因为通草片易折、易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