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债务风险积聚
完善金融市场机制
世界经济形势总体较好，不过风险点也在累积。杨长湧认为，当前风险点主要有三：一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经济最大的风险。二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与美联储加息产生的风险叠加效应。三是美国贸易投资保护与美联储加息风险的触发点可能是新兴经济体债务。
“金融危机以后，在美国长达七年的低利率水平下，新兴经济体债务急剧膨胀。一旦美联储基准利率越过一个风险点，新兴经济体马上面临两重压力，一是还本付息压力急剧上升，二是美联储加息一般会伴随美元升值，以美元计价外债转换成本币成本明显上升，这点在今年上半年体现得特别明显。这两重压力之下，很有可能一些比较脆弱的新兴经济体就扛不住了。”杨长湧表示，阿根廷、土耳其、巴基斯坦、蒙古、埃及、土耳其、墨西哥这样一些外债比较重、外汇储备还本付息能力比较弱的经济体，值得关注。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副所长丁刚表示，随着美元利率汇率的上升，新兴经济体发生区域性甚至系统性债务危机的临界点正在逼近。例如，乌克兰外债规模已经超过名义GDP。阿根廷、土耳其、马来西亚的短期外债规模与外汇储备之比超过或者接近100%，其中土耳其高达140%，这意味着仅依靠现有外储余额已无法偿还短期外债。截至去年三季度，新兴经济体以美元计价外债额达15.4万亿，与金融危机前相比，是2008年三季度的三倍。“（债务风险）就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头上。”
丁刚认为，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一些宏观政策，如美联储加息以及缩表、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一方面提高美国国内的投资收益率，另一方面使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面临资本外流风险，可能会引起金融市场动荡，影响经济复苏。
市场数据显示，6月27日亚洲交易时段，美国2年期、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收窄至33个基点，为2007年8月以来最窄，长短债利差正在追平。肖立晟表示，美联储加息配合缩表，一般会引起长短债利差趋平甚至倒挂。经验表明，长短债利差倒挂之后，往往跟随着美国经济一定周期的衰退。肖立晟认为，在整体失业率较低的情况下，加息叠加税改，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助推作用。但是，税改透支了美国财政支出能力，且税改没有促进潜在经济增长。因此，预计2019年下半年是美国本轮经济增长由高点向下走的过程。
美联储加息以及缩表的外部影响是什么？这就引出了汇率制度安排的思考。1997年，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实行固定汇率，美元升值，偿债压力增大，导致信用体系崩溃，金融体系紊乱，实体经济受损。但1997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开始采取浮动汇率，配合发行本币计价债券，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小得多。也就是说，制度性的安排可以减轻外部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
这对我国也有所启示。肖立晟认为，我国在流动性收紧中，面临挑战和潜在风险，主要原因是相对波动性较低的汇率机制。“目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和其他新兴市场货币相比，波动率大概只有一半，波动率不足很难稀释外部冲击。”肖立晟认为，汇率改革进程需要加快，这不仅是市场实际需要，还因为人民币加入SDR（特别提款权）时有相关承诺，汇率市场化改革是列在日程表上的事情，需要早做准备。
刘军红认为，我国应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金融开放，本质在于制度建设。金融市场建设本身就是金融战略纵深的建设，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当前应做好应对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准备。如果美国经济出现下滑，现在就要为稳增长制订工具。同时，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在过去充当世界经济体系最大的储蓄供给方，这一作用尚未有国家可以替代，我国在扩大进口、扩大内需、扩大消费时，要充分考虑这一点。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认为，不仅要考虑美国加息等风险传导至我国，也要考虑我国自身政策的外溢性问题，还要考虑在开放进程中如何保持好中国特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