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语言诠释民族与时代
纵观展厅中徐悲鸿绘制的历史主题绘画，人物众多、布局严谨、气象博大，却很少直接地描绘现实的场景和人物形象，而是借用古典文化资源，如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寓言、神话来进行新的诠释，并以艺术新手法将文化内容和艺术形式对接与糅合。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徯我后》取材于《尚书》，而展厅中最受关注的《愚公移山》则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古老寓言，是徐悲鸿客居印度创作的代表作。1939年11月，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从新加坡赴印度举办画展并宣传抗日，直到1940年12月才离开印度。这期间，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愚公移山》。据中国美术馆研究策划部负责人邵晓峰介绍，1940年7月，徐悲鸿完成中国画《愚公移山》，是年9月，完成油画《愚公移山》。在构图上，油画《愚公移山》取消了中国画《愚公移山》中描绘的挑筐壮汉与负重大象，并将大肚壮汉从开山行列的左二换到左一。油画的远景更为开阔，蓝天白云、山峦起伏，将观者的视线引向天际。
为了方便创作，《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模特多由印度人充当，为何要在中国历史题材中加入印度人形象，徐悲鸿曾说：“虽是印度人，但都是勤劳的劳动者，形象不同于中国人，意义却是一样的。”此画突破了中国绘画的传统理念，首次以人体为主要描写对象，充分展示了劳动中的裸体人物大角度的屈伸、肌肉运动之美。为画好画中的十多位人物，徐悲鸿绘制的画稿、素描稿多达数十幅，他还描绘了许多未见于《愚公移山》画中人物与动作的图稿。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图稿叙事中，徐悲鸿的创作思路日趋明晰。
在印度，徐悲鸿还画了很多其他的速写及素描，从当地风土人情到各种动物，从伟人肖像到印度风景，从学校音乐课到自画像，均入画图。中国画《泰戈尔像》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人物画杰作，在创作它之前，徐悲鸿关于泰戈尔的速写与图稿多达十余幅，刻画了沉浸在工作中的泰戈尔的不同神态，这些别具特色的图稿在鲜活的叙事中实现了形象的艺术展示与文化传播。
主题性创作是近几年来中国艺术界不断在实践、不断在探讨的话题，而徐悲鸿《愚公移山》为代表的主题创作实践有哪些方面值得当前的艺术家思考借鉴?尚辉认为，一是主题性创作是否一定要直接用现实的形象来表达。二是美术创作的绘画叙事同样也是绘画的本体特征之一，比如在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徯我后》中，都可以看到戏剧化的场景和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什么是绘画语言，色彩当然很重要，但形象是最重要的。徐悲鸿就是用造型艺术的本体语言来表现主题的。暂且不问《愚公移山》画的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徐悲鸿着力最多的是用独特的人体造型(骨骼肌肉)来表现人的张力，从而完成对主题的表达。”尚辉指出，当前主题性美术创作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用人的身体语言来叙事，这是艺术家对造型艺术理解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