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鸥｜恰受与环中（二）：万物见齐

《齐物论》以隐世高人“吾丧我”的形象开场，以“吹万不同”的意象抵达“万物见齐”的深境，这正是恰受学登堂入室的切口与通道。

吾者，以“眼、耳、鼻、舌、身”五个口子通于外界；我者，以“色、声、香、味、触”证取方显我体，然而心意识却被拐跑，在取舍、利弊、是非之间循环往复，走上了“执戈自戕”的不归路，正如庄子所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而“吾丧我”则以“丧我”截断心意识被拐跑的路，让迷途的孩子回到“环中”这个家，五识之感受，最终妙契环中，转身为觉受的入口。但具体如何转身？这就涉及到五识接受外界信息后如何处理这个关键环节。

此时，庄子笔峰一转，引入“大块噫气，长风众窍，吹万不同”这一意象，并称之为天籁之音，因为窍虽万殊、风唯一体，虽声响不同，却各称所受，率性而动，不由心智。风吹大地、溪水潺潺、鸟鸣啾啾、雨打芭蕉、惊涛拍岸等大自然的声音，完全不同于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等杂音噪音，不仅不会令人更加心烦意燥、难以入睡，而且可以安定人心，甚至令人心旷神怡、安然入睡。但一旦机心四起、私心入侵，则众人因各禀不同形器，则知见不一、发论不齐，如众窍受风之多少、深浅，发声之高低、长短。大块噫气，合乎自然，本无机心存乎其间，更无所谓是非善恶，奈何众人各执己见，或毁誉、或顺违，一言一行皆出于机心，这才名实相扰、是非迭出、争辩不休。所以庄子在《人世间》尖锐指出：“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类社会终将在一场又一场冠以“公平”“正义”“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一大堆高尚名义的争斗中走向深渊。基于自然状态的不平等不仅没有随着人类社会化或文明发展进程被消解，反而可能变得越来越严重。

卢梭于1754年完成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便是很好的脚注。卢梭区分了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的不平等，系人的年龄、健康、体力、智力等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另一种是道德的或政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源于社会约定，表现为财富、地位、权力、声誉的差异。卢梭的这种区分把“不平等”从自然秩序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社会批判的对象，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小”，不平等的扩大反而包裹在人类社会化及文明进化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私有制确立——“富人”之于“穷人”。当“这块土地是我的”这一观念被承认，便产生了私有财产，贫富分化由此衍生。卢梭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第二阶段：制度确立——“强者”之于“弱者”。富人为了永久保护自己的财富，便巧言辞令地劝说穷人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公共权力和法律。这看似公平，实则是将“富人对穷人的统治”合法化。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成了固化、强化不平等的工具。第三阶段：权力蜕变——“主人”之于“奴隶”。强者进一步掌握政权，政府由合法走向专制，行政官蜕变为暴君。在暴政下，所有人再无平等可言，唯一的平等是“在暴力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同样地无力。卢梭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人类从自然状态走向社会状态，本是为了追求自由和平等，结果却迎来更大不平等，陷入更深的枷锁，“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的批判影响深远，不少有抱负的政治家、思想家都积极投身于解决卢梭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困境。十八世纪后期的法国大革命，卢梭学说成为最重要的指导思想，罗伯斯庇尔自称是“卢梭的学生”，“人生而自由平等”被写入《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进入十九世纪，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继承了卢梭思想，将不平等纳入阶级分析，共产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到了二十世纪，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将卢梭思想转化为对殖民主义“文明使命”的批判，揭开了殖民者的伪善面具，推动殖民地的解放与独立。但是，追求平等恰恰会造成新的不平等，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论证无比清醒，他认为追求实质平等，必然要求权力集中分配，最终导致集权对所有人的奴役。哈耶克声称“社会正义”是“海市蜃楼”，而无所谓正义与否，并非人为有意设计的市场机制反而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平等，如果政府试图替代市场，则会制造新的、更可怕的不平等。

近200年来世界史充斥着对平等的追求与实践，但无不是在环上打转，起义或革命成为阻断富人变成强者、主人的终极武器，而“屠龙英雄终成恶龙”的剧本却反复上演。同时，近代科技的极大进步，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更难通过暴力推翻强者，起义或革命很难发生，只剩下国家寡头之间的博弈，不平等问题将越来越严重以至积重难返，人类社会失控的风险将不再是重启，而是毁灭。这是人类自私基因的内在缺陷，而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将这一缺陷通过社会化过程放大到社会文化基因当中，成为人类咎由自取的宿命。从这个维度看，追求共同富裕，建设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是让为全人类寻找摆脱可悲宿命的出路。

弥补人性基因及社会文化基因的缺陷，必须回到“环中”这个基点，这是让社会系统生长出平等性的“先天一炁”，从巨木到小草都能在万物见齐的春风中茁壮生长。而万物见齐，核心不是齐，而是见，尤其是上位者之见。《易经·观卦》也以风吹大地为意象，讲述上位者之见，《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意思是要高高山顶立以统揽全貌，温顺而谦逊以摒除私心偏见，持中守正以穷尽大观之道。观卦分六爻讲述了六种观：一者童观，系小儿浅见，只见现象，不能抵达本质。二者窥观，如不出门的女子门缝窥人，系只从自己角度观察的偏见。上位者观察事物必须要避免这两种观。三者自观，系省察自我以决定进退。四者大观，观察国际、国家宏观形势以决定政策措施。五者合观，上位者对自己的观察评价往往失真，必须将观己与观民相结合，在了解民情民意中观察自己施政的得失。六者反观，上位者应主动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过失。

观卦的后四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位者的信息茧房问题，避免有效信息被权力屏闭或污染，从而提高决策的有效性、正确性。但这远远不够，一个社会只有长期坚持以下三点，才能逐步改变社会文化基因，扶正人类自私基因的缺陷，才能为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打下扎实基础。一是于一体见平等。“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小草茎与庭柱，丑女与美女，一切奇形怪状之物——在“道”的视野中，通通是一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每个个体同草木一样，都是从天地这个大环境生长出的，只有大环境好，个体才能生长得好，这正是上位者施政所致力的平等性。所以佛家提倡“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正如《华严经》所示：“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二是于自由见平等。上位者慎以自己的标准去“齐”天下，慎以自己的是非去“正”百姓，而是让万物各遂其生、各安其性。这种“不治之治”，恰恰是对万物自发性的最大尊重——它不追求外在的均等，而是让每个人在“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中，发挥其天性优势，实现其本然的平等。三是于中道见平等。不论一体观还是个体观，都应当回归到因缘和合中以“一心三观”之法细细琢磨。世间出世间染净一切现象皆是因缘和合，缘起而有、缘消而亡，自然而然无实性可得，故自他平等、诸法平等。制度可以调整“待遇的不平等”，却无法消解“心识的不平等”。真正的平等，不仅需要社会契约及制度的保障，更需要心性层面的转化——这正是“恰受”的智慧。

章太炎言“经国莫若《齐物论》”，因为关于平等及共同富裕的议题关系国家及社会的长治久安，而《齐物论》给出了答案：真正的平等，从来不是消灭差异，而是在承认差异却不被差异所困，让每人每物不仅恰如其分地成为它自己。而制度应当优先保障这种平等，在防范平等被制度之恶反噬、人性之恶吞没的同时，维护好心性的尊严，促进心识的提升。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高悬清代九帝的御匾，从“万世师表”“生民未有”，最后落脚在“中和位育”。“中和位育”虽然少了些帝王之气，但民主平等的气象充显：未发之体谓之“中”，已发之用谓之“和”，各安其分谓之“位”，各遂其生谓之“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尊重个体、融成一体的景象跃然字间，这就是回到环中的路，是共同富裕、文明大成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