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 峰 刘冠洋

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收集、储存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既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也是国家的战略资源。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开放的政府数据让社会进行充分融合和利用，既能够释放政府数据能量，又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从而创造公共价值。

近年来，政府数据开放与价值挖掘的社会热度与日俱增，随着国家大数据战略的推行与数字化治理的趋势，数据开放已逐渐成为各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标配。根据复旦大学《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以下简称《开放报告》），截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已有82个各级政府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开放数据总容量近120亿，与2018同期相比，呈现爆发式增长。

然而，多数政府在数据开放的持续投入上呈现乏力状态，开放数据平台好看不好用，数据缺乏持续更新与管理，数据来源与出处不明确，价值挖掘的激励机制还未明确。《开放报告》指出：“只有不到一成的平台能在近两年来的每个季度中都持续上线新增数据集，而超过九成的平台曾出现数据集增长中断或停滞的情况。”由此可见，我国数据开放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形成良性循环的开放生态，政府持续投入的阻力重重。

根据数据开放的价值机制，数据开放的前期有政府因素驱动，数据开放的下半场需要政府与经济双驱动，而随着数据开放运营成本的不断消耗，商业价值却难以具象化，多数政府的投入缺乏显著的可持续性。在下半场可持续性匮乏的关键阶段，需要掌握资源与主动权的政府作为引擎，整合相关企业及事业单位、高校、创业群体、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资源与力量，建立需求反馈与激励机制，高效挖掘开放数据的价值，加速度过数据价值产生的“磨合期”，顺利形成政府、开发者、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互利共赢的正反馈机制，进入政府-经济双驱动的数据开放模式。

一是建立开放数据的创业孵化器。政府整合社会资源，孵化开放数据驱动的创业项目，鼓励基于开放数据的应用创新，探索合适的商业模式，从而加速开放数据商业价值的具象化。欧洲的开放数据孵化器是此类孵化项目的先驱之一，截至2019年12月底，以成功孵化近50家初创企业，其中包括Spent Network等明星初创项目。国内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结合当地发展需要，建立有地方特色的创业孵化项目，探索适应国内市场的开放数据服务与应用，积累孵化创业项目的商业经验。

二是设立激励性奖项与赛事活动。政府激励机制的另一个举措是举办具有社会影响力的赛事、设立相关奖项。近年来，国内外政府陆续举办了各种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比如，英国的开放数据挑战赛（Open Data Challenge Series）和国内的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Shanghai Open Data Apps，简称SODA）。这类赛事能够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还能够产生创新的商业解决方案，对于开放数据实践有积极意义。然而自各级政府开放数据平台上线以来，仅有一成多的地方举办过相关赛事，并且只有北京市和上海市连续举办。政府应当对于创新应用大赛产生的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进行继续挖掘，比如对于有潜质的参赛团队与项目进行创业孵化。

三是推动高校与科技企业参与，激发在校师生的数据发掘潜力，培养数据分析人才。高校与科技企业是创新人才的聚集地，政府应该利用其充足的人才资源助力开放数据的价值挖掘过程。事实上，根据2015年SODA的参赛者调研，按职业划分，数量最多的依次是学生、数据分析师、软件工程师、大学老师。从知识能力角度，高校与科技企业也是最适合对于开放数据资源进行价值挖掘的群体。2019年度深圳市政府联合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德勤中国举办的“数聚粤港澳，智汇大湾区”开放数据应用创新大赛，是政府推动科技企业参与数据开放的优秀案例。根据作者的初步调研结果，目前国内还没有具有影响力的政府与高校的合作案例。由于学生与在职数据分析师的能力、经验差异，政府可以考虑专门设立不同教育阶段的奖项与荣誉。

四是完善数据平台的用户反馈、需求收集功能。各级政府在数据开放的探索期需要收集、分析开发者对于开放数据的需求，从而优化运营资源分配，对数据资源进行高效的价值挖掘。加拿大国家数据公开平台有专门的未开放数据集投票区，政府根据各数据集的投票“热度”决定数据开放的优先级。目前各级政府的数据开放平台缺乏用户反馈平台的建立，更缺乏用户需求的沟通渠道。

（作者高峰系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创新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