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信息交流，现在人就会想到打电话、发信息，想到QQ、微信，而生活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们，就会想到书信，想到打电话，想到发电报。这些信息交流都离不了邮局。我小时候，龙集邮局就在现在邮局的地址。它坐落在龙集老街中间，西倚医院，南临楼尚公路，东靠铁木厂，北连龙集大队大田地。
龙集邮局坐北朝南，由前后的两排瓦房、中间的东西两边墙头，围成的院子。前排瓦房是办公室，后面瓦房是职工宿舍、食堂，食堂前面是职工开垦的小菜地。宿舍东侧靠近院墙，搭建一个小厕所，通过中间的一道矮墙，将小厕所分成男女两半。邮局大门直对门前的公路。邮局的门是木板做的，漆成墨绿色，门头上用红漆写着毛泽东手书的繁体大字“人民邮电”。当时龙集邮局只有五个人，局长姓赵，是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一米六几的个头，胖胖的，说话慢条斯理的。话务员也姓赵，是老局长的闺女，当时十七八岁，长得秀秀气气的，说话快，像连珠炮似的。有个姓曹的老头，当时有五十来岁，年纪虽大，但是精气神好，嗓门大，说话声音大。他专门负责寄信、寄包裹。局里还有一个姓高的、一个姓杨的，他们负责外勤，每天跑到下面大队送信、送报纸。我是一个爱热闹的孩子。那时，只要家里有信寄，我就会跟父亲去邮局玩。我经常趴在邮局的柜台上，看叔叔阿姨们忙碌。
走进邮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房子里面的山墙。这道山墙将邮局分成外间与内间两部分。邮局外间正对门，横着一排一米多高、一米多宽、两米来长的柜台。这是寄信、寄包裹的地方，也是打电话、拍电报填写申请单的地方。柜台前面靠着南墙，摆一张绿色的小桌子，桌上放一个罐头瓶，里面装着浆糊，浆糊里插着两三把小刷子。三三两两的寄信人，走近柜台，掏出一毛钱，从老曹那里买回一张八分钱的邮票、一个二分钱的信封。你不要低估这毛把钱，那可是一个男劳力一天的工值。如果要寄挂号信，还得买两张八分钱的邮票。如果寄信人识字，那可好办，拿起钢笔，在信封上就填写收信人、寄信人的详细地址、姓名、邮编。如果寄信人不识字，他们还得请人代劳。写好了信封，寄信人将信纸折叠好，装进信封，用糨糊封口，再将邮票贴在信封右上角，最后将信件投进墙壁里的邮箱内。
邮局外间山墙南侧的墙体内，嵌着一个邮箱，箱面与山墙平齐。邮箱像一张扁嘴，往里看，黑洞洞的看不清什么。白天，人们将信件投进邮箱里；晚上，身着墨绿工作服的分拣员，将信件取出来，整理好，盖上邮戳，分成不同的区域，分送上一级邮局。那时路况不好，交通落后，信件传送速度慢，近的信件要两三天才能送达，远的信件要一星期左右才能送达。在那个年代，远方的亲友信息交流近乎隔绝。花上8分钱邮票去寄一封信，一般的家庭每年也不过一两次。那时信件可以寄，包裹也可以寄。寄包裹与寄信一样，有时也贴邮票，还要贴一张盖着邮戳的挂号条。寄包裹手续和寄信差不多，不过费用不一样。寄包裹的费用根据包裹的重量而定。外间寄信、寄包裹，也可寄钱。外间台面有业务员，专门负责寄钱。这个寄钱的工作，有局长老赵代劳。那时如果有钱需要寄给远处的亲友，可以到邮局寄。寄钱前，寄钱人先要填写一个长方形的申请单，单上要填写收款人、寄款人姓名、地址、邮编和钱数，单上填写的钱数要大写。寄钱人填完单子，将钱款与申请单交到柜台，老赵将单子和钱数核实无误后，盖上邮戳，就算完结。
那时，邮局既可寄信，也可打电话、收发电报。寄信在外间，打电话、收发电报在内间。内间与外间之间有道小门。当时，私人家没有电话，只有单位才有。单位电话也少，只有公社、供销社、中学、小学这些大单位才有。私人去单位找电话打，没有熟人非常困难。人们只能出钱到邮局打。那时的电话费用比较高。电话机放在内间的北墙，是老式的那种，电话机上有手摇把，有听筒，有话筒，但没有拨号盘，没有按钮。打电话时，话务员小赵用手“唔唔唔唔”摇动摇把，再拿听筒打。当时龙集还没通电，电话线上还要接两节大电池。那时，电话线路很少，摇把电话机先要接通总机，再由总机采用交换机插接单线联系。人们去邮局打电话时，写一个有接电话人地址、姓名的申请单，缴纳押金，交到柜台。小赵先拨动一排大号音频线插孔，拔出一线头，插入另一插孔，摇动电话机摇把，转接总机，报告要号人的信息。然后，她放下电话，等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总机接上线，连接要号人的电话。这时，接线员小赵按住听筒架，摇几下，然后再接起听筒，看那边有没有动静。要是没动静，她就再摇再接，直至对方说话为止。小赵确认打电话人就是要找的人，就将电话交给要打电话的人，这才开始对话。如果外面来电话找某人，那是需要打二次电话的。第一次是通知接电话人到邮局等电话，说好多长时间再过来接电话。
那时，电话通话的音质音量都很差，通话时即使大喊大叫，也听不清楚。打一次电话，话费也要好几毛钱。那时的几毛钱，可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为了少占通话时间，节省话费，聪明人打电话前先打好草稿，打电话时一边看，一边打。遇有急事，人们只能用电报联系。电报虽然快，但费用高。邮局的电报机放在内间的南墙。墙边放张长条桌子，桌上摆一台老的电台，电台旁放着耳机、话筒、密码本等。当时邮局人员少，拍电报的话务员也是小赵。发电报前，拍电报人先要领取一张绿色申请表，填写收报人的姓名、地址，再填写需要说的内容，然后将填好的申请表交到柜台，缴清所需费用。话务员小赵根据电报代码，将电文的每个字译成对应的4个数字，戴上耳机和话筒，用手指按着发报机的键，发出“滴、滴、滴滴”声音，将电文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发出去。接受方的发报员，接收到这些数字代号后，破译还原成原电文。电报效率高，一般来说，只要地址不错，发电报当天就能收到。拍电报花费高，按字数计算费用，一个格子只能写一个字，标点符号和空格都算字数。每封电报都要字斟字酌、言简意赅，电文草拟时，要颇费脑筋。当时电报分“普通”和“加急”两种，普通电报价格毛把钱一字，加急电报价格翻倍。拍一封电报至少要花两三块钱，够一家人一个月的菜金。当年拍电报，大多是因为有家人病危，或死亡，急招外地至亲回家。如果无大事或十分紧急的事，是不拍电报的。当时邮局还可订阅报纸、杂志。不过订阅报纸、杂志大多是大队、机关，私人很少。每次邮局有了报纸、杂志、信件，还是包裹、电报单、汇款单，邮递员老高、老杨就要马上将它们送到每家每户。那时的邮递员身穿绿裤褂，骑着绿色的脚踏车，脚踏车后面搭两个绿色棉布口袋，脚踏车前面的大杠上还跨个绿色的棉布口袋，棉布口袋里装着报纸、杂志、信件、包裹。至于电报单、回款单那些贵重东西，只能放到衣服口袋里，防止丢失。脚踏车把上有个小铃铛，每到个村庄，邮递员手按车铃铛响个不停，同时嘴里还不断喊“来信了，来信了”。
邮递员到了有信件人家门口，车停下了，但人不下车，只是脚踩着地。他扬着脖子，高声喊“某某出来，拿信”、“某某拿报纸（杂志）”、“某某拿私章子来，你家有汇款（或电报或包裹，或挂号信）”。那时只要邮递员喊拿私章子，就知道家里有汇款（或电报或包裹，或挂号信）来。人们就急忙从家里的小箱里翻出家主的私章子，跑向门口。如果遇到阴雨天，脚踏车没有办法骑，那可就苦到那班邮递员了。他们只能背着大邮包，一个村庄一个村庄急跑。那个姓高的邮递员，是我们生产队的，是我祖母的侄孙，我叫他表哥。他每天骑着脚踏车，满公社跑去送信。我的师范录取通知书就是他送到我家的。现在社会的发展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高科技电子通讯设备层出不穷。书信、电话、电报原先的那些老通讯工具，已经被智能化的手机、互联网所取代。现在的龙集邮局，已经不怎么忙碌了。
徐宜业，江苏省泗洪县龙集镇人，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被评为镇首届名师、县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县政府优秀教育工作者、县优秀班主任、市语文骨干教师，主持多项国家、省市级课题并结题。作品发表于各级各类报刊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