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为明年经济工作定下了总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体现了中央对宏观大势的科学判断，也是从容应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有效缓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的需要。”12月16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在第147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稳定宏观经济要协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
理性看待“稳”和“进”关系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特别是变异病毒呈扩散之势，疫情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变量。”在王一鸣看来，疫情冲击全球生产和物流体系，产业链供应链紧张局面短期难以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主要国家通胀中枢水平抬升。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加快量化宽松政策退出步伐，加剧基本面比较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本币贬值和资本外流，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面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必须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做好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的准备，在风云变幻中把握发展主动权。
从国内看，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前三季度经济增长9.8%，明显高于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和主要经济体增速。多数机构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8%左右。“总体上，我国保持了增速较高，通胀较低，就业较好的局面。”王一鸣指出，同时也要看到，三季度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表明经济下行既有需求和供给因素，也有市场预期变化的因素。
如何处理好“稳”和“进”的关系？王一鸣认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就要把“稳”放在首位，稳是前提、是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稳”就是要把经济增速稳下来，推动经济量的合理增长，这是实现质的稳步提升的重要前提。
王一鸣表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努力实现经济筑底企稳，向好发展，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宏观环境。
稳定宏观经济要打好政策“组合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七个方面的政策组合，包括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可以说是七管齐下，重要的是要协同发力，打好政策组合拳。”王一鸣表示。
“宏观政策是稳定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王一鸣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稳健”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有效”是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经济能够稳得住。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率，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王一鸣认为，要提升财政政策对稳定宏观经济的积极作用。在需求收缩的背景下，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明年应实行新的减税降费政策，今年底到期的一些政策可视情适当延期，以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的支持。还要加大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继续推动财力下沉，更好支持基层政府落实助企纾困政策。
对于货币政策，王一鸣认为，下一步要进一步发挥好再贷款、再贴现和直达实体经济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作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在市场预期弱化的情况下，企业的贷款需求有所下降，这就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联动、相互配合。
在微观政策方面，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支持政策能延期的尽量延期，能扩围的尽量扩围。加大增值税留底退税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力度，以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专精特新”企业提质增效。
王一鸣表示，与以往不同，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科技政策作为七大政策之一，体现了科技创新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
有效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
“在明年外贸出口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应有效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王一鸣表示。
扩大内需，既要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也要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王一鸣认为，“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还有比较大的投资空间。政府适当扩大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可以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和企业投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王一鸣指出，这里的基础设施并不意味着就是“铁公机”，也包括“新基建”、公共服务设施如城市地下管网改造、医疗卫生和公共防疫等设施，也包括研发基础设施。同时，在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等领域也需增加投入。
当前，进一步扩大消费还面临哪些难点堵点？王一鸣认为，“首先是预期的因素。当前，居民储蓄水平有所提高，这除了服务消费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性储蓄增加外，主要是受到收入预期和预防性储蓄增加的影响。”
在他看来，稳就业是稳消费的关键，稳就业才能保障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消费才有空间。这次疫情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低收入群体冲击更大，特别是边际消费倾向更强的低收入人群收入增长偏低，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制约。
居民负债水平上升对消费也有“挤出效应”。近年来，随着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按国际可比口径，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到62%左右。对此，王一鸣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和合理差距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进入新发展阶段后面临的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其中，首先就提到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
“推进共同富裕，发展还是第一位的，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共同富裕就可能变成空中楼阁。”王一鸣表示，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关系。
在初次分配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激励引导人们通过勤奋工作创造美好生活。在再分配领域，要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更重要的是提高调节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三次分配领域，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通过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进行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
王一鸣表示，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推进共同富裕也必须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共同富裕不是同等富裕，不是同时富裕，更不是劫富济贫。允许富裕存在先后差别和合理差距，应该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过程。”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他看来，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像精准扶贫那样精准减碳，根据不同区域行业企业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细分的、有对性的举措，防止搞运动式减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避免简单化和一刀切。王一鸣表示，要通过市场化机制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机制，而不是过多依靠行政手段层层分解指标。他提到，碳交易市场、碳税等经济手段对于减污降碳具有内生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