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认为，要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进而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
□中国改革报记者 王健生
我国必须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开放的大门只能开不能关。推动高水平开放要与高质量市场经济融合，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近日，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等单位主办的第87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要在持续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的同时，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进而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新体制。
高水平开放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
“14亿人的大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以扩大内需为基本导向的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实现内外市场联动、要素资源共享，形成更高水平开放合作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推动高水平开放要与高质量市场经济融合。
“我国商品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97%，但要素市场化还不够，包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市场化推进的速度较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常修泽谈道，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涉及七大要素，土地、资本、数据是“物本要素”；知识、技术、劳动力和管理（企业家）与“人的发展”有关，是“人本要素”，要实行“物本要素”和“人本要素”双线推进的方略。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产业链升级的突出短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长黄群慧认为，创新不仅仅是个经费投入的问题，还涉及完善整个创新生态，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努力完善试验验证、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服务等基础服务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网络，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构建全社会范围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建议，在发挥好传统优势的同时，充分利用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企业力量、市场力量、社会力量，形成合力。
“尽管我们面临个别国家的科技遏制和打压，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开放创新之路，尤其是在一些关键制度上扩大开放力度。”张军扩认为，要处理好自主安全与开放合作的关系，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开放创新。同时，积极推进国内外人才、技术和科技计划等各方面合作交流，充分利用全球高端创新要素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兼主任、国务院参事王辉耀指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是全球最大，现在已经达到4亿人，未来将达到6亿~7亿人。
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农村要素市场体系逐步完善，激发出巨大的市场活力，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缩小至2.56：1。
对此，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认为，如果未来15年我国5亿多农村人口收入水平明显提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城镇化率每年提升一个百分点以上，那么我国城镇化率有望由目前的64%提升至2035年的75%左右，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新动能。
高水平开放要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
与会专家认为，制度型开放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
“制度型开放的重大任务在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在公平竞争、反垄断、市场透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制度性安排。”迟福林举例说，比如，实现经济政策由产业政策为主向竞争政策为基础的转变，强化对经济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主动对接全球高水平经贸规则，并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区）强化敏感领域的压力测试；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叶辅靖认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开放必须过三关，即外部环境关、正确认知关和制度型开放的关键议题关。外部环境关就是进一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正确认知关就是要准确认识力量对比，准确认识自己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客观科学地认识别人和自己，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克服自满心理和拒改心理；关键议题关就是要正确对待制度型开放的几大核心议题，如国企议题、补贴和产业政策议题、劳工规则议题、数字贸易议题等，掌握好开放与安全的平衡、高标准规则和务实渐进的平衡。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首席顾问刘以雷强调，要建立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政府机构，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高质量发展的营商环境。
“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要重构竞争政策体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赵晋平建议，加快完善有关竞争政策的法制化体系；完善有关竞争中立的政策体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对市场主体的行政干预；用竞争政策保护竞争，鼓励企业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市场竞争；加大竞争过程中的产业救济，尤其是对失业、安全保障的配套政策。
国家发改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建议，积极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包括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深化境内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
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认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更高层次对外开放的战略全局。首先，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中国进入推动零关税、零壁垒、低补贴，更高效率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大的服务业市场准入开放的发展新阶段。其次，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中国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与国际高标准规则和制度相衔接相对接，对标RCEP、CAI、CPTPP，以及后CPTPP的国际高标准规则和制度。再次，新发展格局将推动更高层次的创新开放。推动更高层次的人才开放，基础研究开放、应用基础研究开放、共性技术开放、开发试验研究开放，推动金融创新和高端服务创新，实行全方位国际开放。
“最近我国正式申请加入CPTPP，这是对外开放的一项实质性举措，也面临一些难点，比如，国企改革问题、产业政策问题、环境问题、劳工权益的保护问题，但改革的方向和思路很清楚。比如，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易港，建议将CPTPP的一些内容放在海南进行压力测试，在全国发挥示范作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说。
迟福林认为，我国推动高水平开放，不仅为推进多边、双边的自由贸易进程提供重要动力，还将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一方面，我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新的贡献。预计未来5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有望保持在25%~30%。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与内需潜力的释放需要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能源、技术、服务型消费都需要加大进口。同时，我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释放，将为全球市场增添巨大活力。预计未来15年，我国进口商品和服务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
“实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使世界更加受益于中国。”范恒山说，今天，中国已经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贡献大国，经贸活动遍及全球，产品与服务融透到世界的各个领域，今后中国将继续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