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中心主任於方
□中国改革报记者 王健生
“绿水青山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而金山银山可以通过生态补偿、生态环境修复和生态保护等组合拳，实现对绿水青山的反哺。”日前在COP15生态文明论坛“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分论坛上，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中心主任於方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是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的现实路径。那么，如何度量“绿水青山”的价值？如何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对此，於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自然资本核算应用前景广阔
“2021年4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意见》，提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现在存在‘难度量、难抵押、难交易、难变现’的四难问题，这足以说明度量‘绿水青山’的价值、开展GEP核算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於方说。
GEP核算作为一项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补偿标准构建、自然资产干部离任审计、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形势分析、生态保护效益评估等制度构建方面都有潜在的应用前景，可以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论断提供科学依据，为助推地方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在国际生态系统价值核算应用上，芬兰将人类活动热点地区与生态系统价值在空间上配对支撑城市规划。英国通过支付意愿调查的方式确定北海海床改造为海鸟栖息地的价值高于改为海洋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支撑海洋规划制定。哥斯达黎加根据生态价值核算将森林包装成碳汇产品，换取外汇注入森林基金，形成良性循环，1997年~2018年森林基金资助了120万公顷热带雨林的植树和土地恢复，直接帮助16,000余人脱贫。”於方说。
GDP是对金山银山的测算，是物质生产和人力生产的反映。GEP则是核算绿水青山的主要指标，是自然生产的客观反映。2015年，我国正式启动全国GEP核算活动。2017年，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院士又提出了经济生态生产总值GEEP核算指标。“GEEP既考虑了人类活动产生的经济价值，也考虑了生态系统每年给经济系统提供的生态福祉，还考虑了生产活动对经济系统产生的生态环境代价。这一指标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统一到一个框架体系下。”於方说。
她建议，支持鼓励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先行试点GEP或GEEP核算，建立以GEEP核算为基础的“两山”转化指数，提高生态产品产出效率，加快培育以生态产品为主体的新兴业态，推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新路径得以真正落实。
自然资本核算在我国生态补偿和生态交易等生态金融政策应用方面，浙江、福建等地方走在全国前列。
福建建立了覆盖全省12条主要流域的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并与广东签署了汀江—韩江跨省上下游横向流域生态补偿协议，福建省综合性生态补偿试点已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南平市通过“生态银行”探索生态权益交易与储备管理机制，基于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自然资本核算，形成顺昌“森林生态银行”、武夷山“文化生态银行”、邵武“农业生态银行”、延平“古厝生态银行”、建阳“建盏生态银行”、光泽“水资源生态银行”、政和“茶生态银行”等生态银行模式。同时，积极探索“水美经济”城市建设，通过完善城市功能、拓展城市空间，带动沿岸商住地块增值，实现“水美城市”建设资金良性循环，进一步激活水美业态，提供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福建模式”。
让生态产品核算进规划进决策进考核进交易
“每个地方进行自然资本核算都不能只是知道自己的自然资本家底。
更重要的是知道家底后，到底要怎么干？干什么？”於方说，目前核算结果的政策应用还在探索阶段，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硬约束和倒逼或引导。“以生态补偿为例，理论上，GEP核算结果应该是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重要依据，但现实中，GEP核算结果在我国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中应用有限，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的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对比分析我国三大稀土矿开采的主要稀土元素价格与其生态环境成本，我国稀土开采的生态环境成本占其价格的比重在45％以上。如果考虑稀土稀缺性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在现有的市场价格下，我国稀土企业的利润是负的。”这是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对稀土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成本进行评估后得出的结论。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生态环境经济核算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国霞认为，GEP核算出的价值是一种潜在的、名义的生态价值，并不是实际的、真正的经济福祉。首先，生态价值并不是要全部转化为经济价值，有些生态价值是不能转化为经济价值的。其次，在可转化的生态价值中，比如生态文化、生态农业、生态权益交易，应该是在生态资产存量不减少、生态服务流量增加的情况下，进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再次，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本质是个经济问题，是一个与区域的发展特征、发展阶段、经济实力、人力资本、科技水平等都相关的复杂系统问题，不是有优质的生态产品就能立即转化为经济价值，只有自然生产、人力生产和物质生产协调统一，才能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社会经济环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
自然资本核算涉及生态遥感、土壤学、生态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核算方法相对复杂，20多个指标，每个指标涉及多个核算参数。需要构建国家技术标准统筹、区域流域技术监督、地方推进落实、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监测网络，形成跨行业、跨地域、跨部门、多主体参与的数据共享、验证与工作机制。需要推进生态环境多源遥感与地面观测相结合的监测网络标准化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原、湿地、农田、海洋、矿产、水资源等重要自然生态要素的调查监测体系。
对此，於方建议，加快建立生态产品调查监测机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的制定，为生态产品跨区域交易提供一套标准化的技术依据。同时，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理念设计生态补偿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案，并拓展生态产品高价值实现模式。
“特别是要推动生态产品核算进规划进决策进考核进交易。”於方认为，要将自然生态纳入约束性指标管理，强化空间规划对自然生态的优化配置作用。构建基于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考核指标体系与办法，推动规划、项目、政策层面基于费用—效益/效果分析的评估考核，推动核算成果进入领导干部考核体系。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快完善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着力共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政策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模式。
在绿色理念的指导下，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绿色发展绩效考核办法。云南省《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浙江湖州《“生态优市”战略》、湖南怀化《党政管理绩效评估方案》、四川遂宁《区域绿色经济指标体系》、深圳盐田《GDP、GEP双核算双考核实施方案》等，都将绿色发展的绩效考核提升到了对党政领导主要负责人考核的位置。青海省祁连山区、河北省承德市、福建省南平市等地基于GEP核算，积极探索构建适应当地特色的绿色发展考核评价体系。
“目前，山西省也在积极探索建立基于经济生态系统核算的考核体系，有望成为全国首个实施基于GEEP核算考核的省份。”於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