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访《天下货币》作者经济学家马霞
当下，新冠疫情的发生，不可避免会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短期内带来的综合影响不可忽视。纵观全局，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疫情究竟给全球经贸和世界经济增长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美元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还能持续多久？近日，记者专访了独立经济学者马霞女士。作为一名在外汇、资本市场上实战出身30多年的金融研究者，她用长期的实践经验及丰富阅历做出理性分析，让大家在脑海中形成科学认识和判断，来厘清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美元的走势以及新经济体系下如何看待离岸人民币市场。
疫情是大变局的加速器
记者：目前，全球疫情对世界经济格局有哪些影响？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资本？
马霞：疫情是大变局的加速器。疫情暴发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已经形成了，疫情只不过加速了这一进程。那这个大变局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只想从经济角度谈一点个人看法。
从经济角度讲，大变局就是全球经济重心逐渐转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而欧美经济处于持续的衰落中。这个进程早就开始了，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这个进程大大提速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多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30%，这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
网上还有很多质疑中国经济的说法，说我们科技上还被西方卡脖子，我们的产业链还没有完全自主。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但总的来讲，中国已经是全球产业链最主要的生产基地，是全球最大贸易国。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或者仔细分析 GDP的构成，中国经济事实上已经超过美国了。美国的GDP有太多的废热，比如过度医疗、诉讼爆炸和枪支暴力所带来的相关经济活动的产值都计入了GDP。疫情暴发后，美国之所以陷入“保人命还是保经济”的翘翘板困局，就是因为近80%的GDP是服务业，而服务业的就业是最不稳定的，禁不起风吹草动的打击。
造成这种困境的当然是西方的产业空心化加金融泡沫化。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是手心手背的关系。产业空心化必然造成金融泡沫化，金融泡沫化又会强化产业空心化。欧美这一进程大体从70年代开始提速，80年代全面加速，2000年之后，更是一发不可收。特朗普高喊让美国再工业化，拜登也叫嚷要搞大基建，都只是一句口号，没戏的，因为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和金融泡沫化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几十年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金融病”。道理很简单，金融业来钱快嘛！企业追求高利润，制造业外流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欧美失败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制造业和科技创新。我们一定要保持强大的制造业，保持科技创新的动能，保持就业生态的多样性。绝不能学西方搞简单扩张的超大城市化，而城市里的GDP以服务业为主。那样的经济结构是不堪一击的。
这次疫情给各国产业链的安全敲响了警钟。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追求一定程度上的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自主可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产业链全球化的趋势就会逆转，只是说在一些关键领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强调能够有一定程度上自主可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产业链全球一体化经历了长期的过程，有其内在的逻辑，不是一两个重大事件就能逆转的。世界各地都在回潮的民族主义声浪，会不会逆转产业链全球化的大趋势，至少还有待观察。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来说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对内，我们需要服从国家大战略、为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利益服务的、更加公平有效的、能创造真实市场需求的、发展实体经济的资本；不需要热衷金融炒作、希望挣快钱的金融资本；不需要压榨小企业利润空间的大资本；也不需要借助各种平台的垄断地位、剥削小商家和普通劳动者的资本。中央最近的治理重拳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简单讲，改革开放几十年一直是效率优先，未来应该是公平优先了。
引进外资这一块，我们欢迎能够助力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外国资本，不需要企图来中国抄底的金融资本。中国的股市在地上趴着，美国股市是高挂天边的堰塞湖，欧美金融资本没有去处，所以各种软硬兼施，想诱迫中国开放金融市场，方便他们进来抄底。我们根本就不要理它。中国不需要大进大出给中国制造金融动荡的国际金融资本。
事实上，如果在离岸金融体系和在岸金融体系彻底隔离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全面深刻的金融改革理顺了在岸金融体系，中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根本不缺资本。
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
记者：最近央行提出“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您如何看待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之间的关系？
马霞：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货币。其实不仅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货币，任何一国的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都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货币，美元也不例外。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国际贸易是两次结算。第一次结算是两国贸易商之间的结算，贸易商之间的结算完成之后，还有两国货币间的兑换结算，最终各国贸易商都会回归本国在岸货币，而用于国际结算的离岸货币，本质上是一个“桥货币”，也就是国际结算的桥梁。搞清楚了这个问题，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就清楚了。
因为独特的国情，中国不能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不能自由流动，这应该是常识。而美元伪装成“一币两用”给美国带来了怎样的后果，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流行的观点是说，美元是通行世界的霸权货币，美国可以印钞买世界。事实上，美联储不是印钞买世界，美国是向全世界借钱再投资全世界，美元也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债务货币。截至2021年一季度，美国对外总负债47万亿美元，对外净负债14万亿美元，如果美联储可以印钞买世界，美国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外债？今天美元的债务链随时可能断裂，美元随时可能崩盘，究其根源，一是国际金融资本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二是在岸美元和离岸美元混在一起，伪装成所谓的“一币两用”，正是这两条严重威胁了美国的金融安全。
有了这个认识，关于如何推动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答案就清晰了，那就是大力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我一直主张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必须彻底隔离运行，因为在一个经济深度全球化的时代，在岸金融体系和离岸金融体系的相互溢出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不能彻底隔离运行，国家就不可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因为离岸人民币足以承载所有离岸货币的职能，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就可以大力推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根本不用再去搞什么在岸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喊了这么多年，其实这个话题并不成立，因为离岸人民币足以承担所谓“人民币国际化”要推动实现的离岸货币功能。如果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混在一起，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即将崩溃的美元就是前车之鉴。
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在岸金融体系和离岸金融体系的方方面面。我发明了一个名词“新三角平衡理论”，用来描述如何在一个深度全球化的时代，综合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三个边的相互影响。《天下货币》详细论述了这个“新三角平衡理论”。
美元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崩盘是必然结局
记者：当下疫情持续，各国经济安全备受冲击，您提到过美元一度崩盘，您的依据是什么？
马霞：美元一定崩盘，因为美元是靠不断增加外债才能维持运行的货币，而且现在美国不断地挑衅它最大的债权人，一旦中国断供美元，美元除了崩盘没有其他结局。
实际上，自2015年8月1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和美元脱钩，断供美元的进程就开始了。这也是我判断美元崩盘的基础，但是，之前进展比较缓慢。今年7月31日，央行宣布要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这和《天下货币》的离岸人民币先试先行、逐步走进后美元时代的主张是一致的。离岸人民币启航为美元崩盘按下了快进键。
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很复杂。下面简要谈一谈美元的演变历程，先回顾一下美元是怎么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或者说，所谓的“美元霸权”是怎么来的，这个拥有“霸权”的美元今天又走到了哪一步。
其实人类从来没有真正解决国际贸易失衡所带来的清算难题。在金银本位制时代，长期贸易失衡会导致逆差国的贵金属持续流入顺差国，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常常引发加征关税和各种禁令等贸易争端，直至战争。造成贸易清算难题的根本原因，是不同国家使用不同的货币，货币转换导致汇率的大幅度波动，汇率波动又影响物价的稳定，失控的汇率危机会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是非常复杂的多边体系，这个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要能够循环运行，就需要一个共用的作价和结算货币，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应运而生。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建立在美元由黄金背书这个前提之下。其实，用黄金为美元背书是根本无法长期维持的，这只是个自欺欺人的把戏。从理论到历史的实践，金银本位制从来没有成功过。二战后百废待兴，国际货币体系非常混乱，全球黄金储备又集中在美国，当时，美国的综合国力也达到了顶峰，美国愿意用黄金与美元挂钩来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有些学者明知理论上不成立，但还是愿意接受美元成为全球结算和储备货币，帮助西方从二战的废墟中走出来。著名的“特里芬悖论”最早指出了美元和黄金挂钩不可持续。果不其然，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存活了27年就宣布违约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失败后，美元又变成了所谓的“石油美元”。“石油美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忽悠。“石油美元”的字面意思是石油为美元背书，美元因为有石油背书才继续维系其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事实是，所谓的“石油美元”不是因为美国出口石油，而是中东国家出口石油给美国，出口顺差部分又必须用来购买美债。石油美元本质上是石油出口国出口石油来换美债。当初的产油国必须买美债，背后还是有众多保证的，比如说，有两国协议的支撑，有美国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扶植亲美政权来提供政治支持，用美国石油公司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东国家开采石油，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来做过程掌控，还有一系列管控措施来保证中东赚取的美元必须用来购买美债。实际上，美国从“石油美元”开始走上了借债度日的不归路。
“石油美元”之后是日本经济崛起，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再后来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腾飞，支持美债的也依次变成了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还有新兴原材料输出国。中国为首的这些经济体不仅向美国输出了物美价廉的商品，稳定了美国的通胀，还购买美债，维持了美元债务链不断，这就是我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全世界对美元的双重喂养。如果说“石油美元”还有一系列的制度程序保证，到了“亚洲美元”和“人民币美元”时代，美元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裸奔。今天的美元已经变成向全世界借钱的债务货币，而且外债规模以年均新增6,000多亿美元的速度在攀升，过去这两年比这个速度还快。2020年一年，美国的净外债暴增3万亿美元，这是末日狂奔的路数。世界已经养不起美元，美元崩盘是必然的结局。
顺便说一下，我在书中批评的当下西方学界流行的“特里芬悖论”，其实是后来经过演绎的所谓“新特里芬悖论”。最初特里芬教授是说，美国必须保持顺差，美元才能承担起国际储备货币应该具备的支付能力，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又要满足国际贸易的增量需求，所以只能不断地增发，并且使美元流向世界各地，这样，美元汇率就会受到威胁，于是美元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局。从原始版的“特里芬悖论”不难看出，特里芬教授本人认为美元这种自相矛盾的困境是不可持续的，而不是说只有这种悖论式的美元才能充当全球储备货币。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所谓的“美元霸权”给美国企业带来了本币借债的价格竞争优势和融资便利，但是，这些优势也使得美元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以至于今天美国的国家金融安全完全操控于国际金融赌徒之手，这个致命的错误已经无可挽回，美国一定会为这个自以为得计的不劳而获的货币政策付出惨痛的代价。今天美元所谓的“霸权”，恰恰是美元的软肋。
美国就像一个资不抵债的公司。报表显示，全球外汇储备12万亿美元，美国累计经常项目逆差也是12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全球外汇储备都填了美国的债务黑洞。《天下货币》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这一点。读了这本书，就明白了美元的真相。
最后，简单一句话，债务美元现在和第一债权人闹掰了。28万亿美元的美债都在市场上交易，一旦市场崩塌，债务链断裂，美元支付危机一定会到来。我们必须为美元崩塌早做准备。
记者：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美联储弹尽粮绝，用印钞机转嫁风险，您如何看？
马霞：美联储印钞转嫁不了美元的债务风险，根本原因就是上面讲的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货币，也就是“美联储不可能三角”。美联储从来不能印钞收割世界，如果美联储可以印钞买世界的话，美国根本不会欠这么多的外债。美联储疯狂印钞只会放大美国的外债规模，进一步危及美元汇率的稳定，加剧美元崩盘的风险。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了美国经济，美联储无底线印钞，一年净外债暴增3万亿美元，严重威胁了已经十分脆弱的美元汇率地基。
美联储疯狂印钞，华尔街试图用超发的美元去全球收购资产，输出通胀，转移压力，但是，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增加美国的外债，进一步威胁美元汇率的稳定。受此影响的通常是那些不能有效阻止国际金融资本大进大出、汇率又不稳定的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汇率因为美元的大进大出而剧烈波动。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保持汇率稳定，也就是俗称的被美元剪羊毛。
新兴经济体因为无法维持汇率稳定而深受美元荼毒，我们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就是要把新兴经济体从美元的魔咒中解放出来，拉着它们一起发展实体经济，实现共赢。
如今美国的股市债市是高挂天边的堰塞湖，我们的股市债市在地上趴着，只要我们守好门户，不放华尔街进来抄底，美国金融市场的堰塞湖最后一定会决堤。美国没有能力转嫁债务危机，美联储疯狂印钞只意味着一件事，持续放大外债规模，使美元进一步跌入外债深渊。美元债务是个死局。美元崩盘只是个时间问题。
厘清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关系
记者：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国际化，有何利弊？
马霞：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关系的问题。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货币，承载着完全不同的功能。离岸人民币可以帮助新兴国家稳定汇率，发展实体经济，实现共赢，这才是推动一带一路的强有力的货币手段。
通常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其实就是指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之间实现自由流动，资本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中国绝不能走这条路。这不仅是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更重要的是，追求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自由流动，也就是所谓的“一币两用”，绝不会有好的结局。不管是美元，还是美元的影子货币欧元，最终下场都会很惨。由美元支付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体系的总崩溃，可能已经不远了。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或者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命题根本就不成立。
基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离岸人民币可以充分发挥离岸货币的功能，帮助我们逐步掌握离岸货币体系的主导权，而不再受制于美元。同时，在岸人民币和离岸人民币彻底隔离运行，才能在离岸金融体系和在岸金融体系之间建立坚固的防火墙，防止离岸金融风险传导给在岸金融体系。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而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是实现经济健康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此外，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还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人民币、美元、欧元未来会三足鼎立，这种说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先不说人民币该不该国际化，或者说“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命题本身就不成立，欧元与美元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关系，欧元已经沦为美元的影子货币。
经常项目余额=金融项目余额，这个国际收支恒等式注定了在全球外汇市场上，货币永远是水往低处流，也就是顺差国的货币会自然流向逆差国，否则顺差国的货币会因为持续的顺差而不断升值，企业再生产就无法继续下去了。欧洲对美国是顺差，所以欧元自然会流入美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国。德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德国对美顺差所积攒的国民储蓄经过德银等金融机构，打包成投资组合流入了美股美债，一旦美国市场崩盘，德国老百姓的储蓄也跟着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德国的顺差困局。
由于欧美政商精英坚持金融资本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是最大的“金融政治正确”，德国的顺差困局和美国的逆差困局一样无解，欧元也因此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美元崩盘的时候，欧元会比美元还惨。届时欧洲的大投行会通通倒闭，欧洲百姓的储蓄也会灰飞烟灭。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民币、美元、欧元的三足鼎立。如果人民币学美元的“一币两用”，人民币会死在美元之前，比美元还惨。
美元的替代方案——世界元
记者：您的著作《天下货币——破解美元霸权》备受中国投资者与企业家的热捧，您自己是如何定义这本书的呢？
马霞：我把这本书定义为“开路先锋”——奠定在岸金融体系和离岸金融体系彻底隔离运行理论框架的开路先锋，综合治理金融、稳定国际金融体系的理论先锋。《天下货币》集中讨论了美元体系的死循环，以及美元的替代方案——世界元。解决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没有世界元的理论铺垫，就没有在岸货币和离岸货币必须隔离运行的逻辑支撑，而没有这个逻辑前提，谈在岸金融治理就变成空中楼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经济、金融深度国际化的时代，谈金融治理绝不能只关注一个点或一条线，搞简单的问题导向，而必须综合考虑经济、金融、全球化这三个方面的相互影响。蒙代尔先生发明了“三元悖论”，即：稳定的汇率、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一个国家不能三者兼得。我把美元现在的困局归纳为“美联储不可能三角”，即：稳定美元汇率、留住并吸引更多的国际金融资本流入美元以填补美元的债务窟窿、独立的在岸美元政策，这三者美联储不可能兼得。也就是说，美股、美债、美元，美国不可能都保住。换言之，美联储可以印钞救美债美股，但是当美元汇率崩盘直线跌落的时候，美联储手中没有任何工具可以救美元。
我破解“三元悖论”的解决方案，就是在岸离岸彻底隔离运行，杜绝国际金融资本完全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代之以有限的可控的资本流动。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确保汇率稳定，也才能拥有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当然，稳定汇率还有一个前提条件——保持强大的国际收支能力，即保持顺差。
《天下货币》通篇都在分析为什么美元体系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并提供了美元的替代方案——世界元。
美元崩盘不可避免，中国一定要准备好美元崩盘之后如何重建全球离岸货币体系。用离岸人民币先试先行，逐步过渡到世界元，是我目前能想到的风险最低、代价最小、最具可操作性的美元替代方案。替代美元的关键步骤，是用离岸人民币债去置换新兴国家政府手中的美元债。《天下货币》这本书的华彩乐章是第三章的沙盘推演，详细演示了用离岸人民币债置换美元债的操作步骤。
《天下货币》虽然只回答了如何稳定全球离岸货币体系这一个问题，但如果没有这个铺路的“桥货币”，后续的在岸金融治理方案就无从谈起，人民金融思想就缺少最基础的理论地基。所以，《天下货币》这个打头阵的先锋功劳很大。
“人民金融”到底为谁服务，这是核心中的核心
记者：听说您最近在写 “人民金融”的长文，请介绍一下文中的主要内容？
马霞：简言之，“人民金融”是综合平衡内外两个循环、通盘考虑在岸离岸两个金融体系的系统的在岸金融治理方案。既有具体的治理方案，也有顶层制度设计，同时，从历史事实和理论分析两个角度，全面比较了资本主义金融和社会主义金融的制度优劣，论证了资本主义金融体系是一个死循环，而只有实现了公与私、政府与市场最佳平衡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才能确保国民经济长治久安、可大可久、健康永续发展。
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债务经济，因而现代经济最大的软肋也是债务风险无法释放。预付信用货币的广泛运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大发明，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同时也积累了巨大的债务风险。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实都是系统性债务违约造成的。现代主权货币是政府的预付信用，而政府往往因为入不敷出而滥发货币。这就是现代经济的一个根本困局：预付信用货币的广泛使用，结束了古代实物货币经常造成的通缩，却因为政府滥发货币而制造了通胀。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困局呢？我们来看一看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最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强调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体平衡，并且把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分为企业、家庭、政府、进出口四个部门，这就是著名的四部门平衡理论，就是用四个等式来对应四大经济平衡关系，以满足社会总供给=社会总需求的要求：
家庭收入=企业产出；
储蓄=投资；
财政收入=财政支出；
出口=进口。
记者：经济规律要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大体平衡，怎样才能让经济有序持久地循环下去？
马霞：人类追求财富的欲望，资本收益远远大于劳动者劳动所得的现实，使得四部门平衡理论很难实现，理论上的四大平衡变成了现实中的四大失衡。
企业产出与家庭收入的平衡是商品供求平衡的地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就是商品供求会自然趋向平衡的假设。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然推动供求关系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供过于求，商品卖不出去，商品就会降价，企业自然减少生产，于是市场价格机制就推动实现了商品供求再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均衡价格理论”。这个“价格机制崇拜”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奠基石。
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资本。资本是雇主，劳动者靠出卖劳动力挣工资来购买产品，企业卖出产品收回资金进行再生产，从而完成生产与消费的循环。然而，如果生产与消费实现了平衡的循环，也就是说，如果资本把产品带来的增值扣除用于企业再生产的部分，其余都作为工资发给了工人，而工人也都用来消费了，这时供求平衡了，资本也就没有利润了。因为劳动者不仅是产品的制造者，还是产品的需求方，如果资本的利润远远大于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产品就不能全部卖出去，资本追求的利润就实现不了，资本的高利润与劳动者的低收入之间的分配失衡就转化为商品市场的供求失衡。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结构性矛盾，也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第一悖论——供给永远大于需求。
第一大失衡无解，第二大失衡又接踵而至。劳动者的收入本来就小于资本所得，而且出于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劳动者把一部分收入变成了储蓄，这又减掉了一部分购买力，进一步缩小了社会需求端。家庭储蓄存到银行，银行放贷时又加了金融杠杆，资本借助融资扩大生产规模，进一步放大了供过于求的矛盾，这就是现代经济运行的第二大悖论：银行的金融杠杆决定了投资永远大于储蓄。供大于求的矛盾无法缓解，于是不断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最终引爆了大萧条，催生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经济学。
凯恩斯指出，指望市场有能力自我再平衡是严重脱离现实的幻想，只能政府加入进来，创造市场需求以对冲百姓储蓄，从而达到改善供需平衡、增加就业的目的，这就引来了四部门平衡理论中的第三部门——政府。
理论上，财政收入应该等于财政支出。现实中，为了拉动消费、创造就业、在经济低迷期刺激经济增长、为社会提供增量需求，通常政府的开支远大于政府收入，这就是政府靠发债来支持总需求的模式。除了德国、瑞士等极少数国家是财政盈余，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是赤字政府。
政府负债经营是通过发债来集资，西方政府借债的目的是支持消费、增加就业。然而，西方政府发行的债券通常没有任何资产做背书，利息还要依赖发债来支付。债券的购买方是金融资本，政府发债实际上是借新还旧，这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债务旁氏骗局。政府的债务如何清偿，凯恩斯经济学没有给出答案。这又回到了上面问题的出发点，现代经济最大的逻辑悖论就在于，靠预付信用支持的债务经济缺少安全有效且可持续的债务风险释放机制。
政府扩大开支来创造需求导致了庞氏骗局式的债务政府，然而，社会总供给仍然大于社会总需求，于是第四部门进出口就加入进来了。企业向国际市场找出路，一国经济的内循环就加入到全球经济的大循环。在现行多边贸易和多边金融体系下，加上全球产业链的高度融合，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的高度整合衍生出一个更加无解的难题——国家间的贸易失衡。国际贸易失衡又造成了国家间的债权债务问题。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下，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经常项目余额=金融项目余额，这一国际收支恒等式决定了国际贸易不平衡转化为国家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顺差国拥有逆差国的金融债权。
国际贸易不平衡是常态。在相互嵌套的多边贸易和多边金融体系下，这个债务转移的流程变得异常复杂，顺差国的债权与逆差国的债务从来不是一一对应关系。由于各国货币独立、财政独立，由贸易失衡转换而来的金融债权本质上是无法清偿的，最终一定是以崩盘式的债务违约推倒重来。
四部门平衡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底层逻辑，经济学无论做出来多少难以琢磨的复杂的数学模型都必须回答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做到供求平衡？无法实现供求大体平衡的经济，最终一定以经济危机的方式进行宣泄和报复。经济危机也不能解决问题，就走向全面动荡和战争。所有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都能找到经济根源。四大平衡遭遇四大失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无法克服的悖论。这些难题有解吗？有。答案就是“人民金融”。
记者：如何看待经济成功的背后积累的大量社会问题，有何对策建议？
马霞：共和国走过了72年的光辉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经济成功的背后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应该承认，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肌体上也积累了很多“资本主义病”。贫富悬殊，很多年轻人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职业梦想，甚至如果没有父母接济的话，基本收入都难以覆盖正常的生活开支。众多劳动者不仅没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反而工作压力更大了，劳动时间更长了。很多年轻人没钱结婚生子，无法预期一个体面稳定的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社交媒体上的流行词“内卷、躺平、佛系”等等，反映了年轻人的无奈与茫然。直面广大工薪阶层的生存处境，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经济生态确实生病了。
分析内外两个经济循环中存在的问题会发现，金融治理已经成为实现较高速度的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所有金融治理的解决方案都要首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金融到底为谁服务？这是核心中的核心。只有牢牢牵住这个牛鼻子，我们才能重建良性循环的在岸离岸两个金融体系。
我把人民金融的理论框架概括为“人民金融一二三”。一，即一个中心：金融服务以人民为中心；二，即两个隔离：在岸货币离岸货币隔离运行，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隔离运行；三，即三个抓手：以市场需求引领生产和信贷，产业链信用链一体化，央行再保险。
金融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既是社会主义金融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金融服务以人民为中心，或者说金融为大众服务，就必须改变唯资产抵押、唯资产负债率的信贷模式，因为大众没有资产，有资产的是资本家，所以这种改革必然触及银行业长期的惯性经营原则。
自古以来，银行业放贷都要求资产抵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是在货币的预付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这种预付信用规模更大，债务链条更长，债务关系更复杂，当然更要求抵押，更向资本倾斜，而资本收益远大于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是造成社会两级分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人可能会说，银行放贷要求资产抵押不是天经地义吗，否则银行怎么控制风险呢？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这种模式并不能控制银行的呆账风险。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现在银行贷款都是要求资产抵押的，却从来没能阻止系统性的债务违约，否则哪来那么多的金融危机？资产抵押并不能控制银行的呆账风险，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银行放贷虽然有资产抵押，但是抵押的资产是不容易变现的，这种没有流动性的抵押资产并不能抵御系统性的债务违约风险。其次，银行贷款倾向于大资本，而大资本贷款购债，会用买来的债券再次抵押借贷，这样一轮一轮的加杠杆，债务风险就越放越大，很多系统性债务违约引发的金融危机就是这样爆发的。第三，进一步剖析上述事实就会发现，商业银行的信贷模式本质上是一个无解的债务庞氏骗局，因为银行以货币乘数效应将公众的储蓄放出去了，这些钱一直在国民经济中流转，除非国家经济崩溃，企业全部清算，否则这些钱是不可能收回来的。不管有多高的存款准备金率，银行放出去的钱都远远大于储户存在银行的钱。这种模式意味着，常态下企业赚钱，银行没有呆账；一旦发生系统性债务违约，企业破产，银行跟着呆账。因此，金融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改革现行的银行信贷模式。
在岸金融体系和离岸金融体系彻底隔离运行，是社会主义金融改革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保证国家金融安全的根本要求，也是国家经济独立自主的保证。《天下货币》全面阐释了这个道理，这里不再展开论述，只想再强调几个关键点。
首先，上面讲过，离岸货币本质上是一个“桥货币”，也就是国际结算的一个桥梁。所以，为离岸货币背书的是国家的外汇储备。换句话说，离岸货币之锚是一国的国际收支能力。有时我们看到进出口贸易总量很大，但国际贸易是两次结算，第二次结算 (货币结算) 完成之后，交易各方都会回归本国在岸货币，这时，用于结算的离岸货币的量就会缩回去。我在《天下货币》中讲了，去美元就是将新兴国家手中的美元债置换成离岸人民币债，虽然我们只有2万亿美元的离岸净权益，也足以将新兴国家政府欠的7,800亿美元债置换成离岸人民币债。离岸人民币是个桥货币，美元也是个桥货币，对冲来对冲去，我们手上这2万亿美元的离岸流动性足够用。中央已经启动离岸人民币市场，未来开发一带一路，离岸人民币将大显身手。
其次，在岸货币之锚不是任何一个商品，而是货币管理艺术。管理在岸货币的关键，是在保持货币总量可控的基础上，精准控制货币流向，实现“货”与“币”尽可能完美的匹配，避免通货膨胀，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供应。
古代是实物货币，而实物货币的最大弊端就是货币供应不足，限制了经济发展。事实上，金本位制很容易造成通缩。打破实物货币困局的是资本主义的预付信用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货币的预付信用基础上，这是人类货币史上一个巨大的飞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了物质的极大繁荣，同时也将整个世界拖入了巨大的灾难。
今天的主权货币本质上是政权的预付信用。预付信用的货币解决了通缩的问题，同时带来了一个可怕的负面作用，政府会因为入不敷出而滥发货币。这时，在岸货币的管理之锚就变成如何既能控制通胀，又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再强调一遍，控制通胀的关键不仅在于控制货币的投放总量，更重要的是控制货币的流向。精准控制货币流向才是货币管理之魂。
有了这个逻辑前提，资本项下和贸易项下的资金隔离运行管理就变得顺理成章了。将贸易项下与资本项下隔离运行表述为在岸金融体系治理的核心点，是人民金融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原先为了强调生产流动资金与金融并购及上市融资的资金之间不能混在一起，我们一直在努力阐释经济活动可以分为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两类。但是有些经济活动既有价值创造也有价值转移，所以这样表述还是不够清晰有力。贸易项下与资本项下本来就是离岸资产负债表的固定格式，原本就是分开统计的，借用这个约定俗成的表述方式来描述在岸经济活动的两大类，一举清除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概念上的纠缠不清。而且由于大家熟知贸易项下与资本项下的概念指向，不会造成混淆。有了这个理论飞跃，再整合以前的中心思想，就有了这个简洁明快的最新理论模板——人民金融一二三。
经济治理的核心是金融治理
记者：当下金融秩序存在许多问题，应当从哪些方面突破实行有效治理？
马霞：贸易项下与资本项下隔离运行，对于在岸金融体系的治理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读过《天下货币》的朋友都知道，我一直认为对国际金融体系最大的威胁就是完全不受控制的资本自由流动。实际上，对在岸金融货币体系最大的威胁也是金融资本不受控制的自由流动。当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资金可以随意交叉混流的时候，金融治理就变得异常困难。金融脱虚向实喊了这么多年不能落地，就是因为这个；金融治理“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根源也是这个。大企业为什么喜欢混业经营，因为这样可以上下其手倒鸡毛，通过各种金融操作钻管理漏洞，大发横财。等到自己长成“大而不能倒”的垄断寡头，就可以无风险套利了，即：平时利润归自己，出了事国家兜底。最近中央为什么下重手治理平台垄断和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等乱象，就是因为它们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国家的金融安全，破坏了国计民生的基础。这些垄断资本集团是制造996的元凶。
它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有这么大的垄断腾挪空间，就因为在现行银行信贷模式下，贸易项下的资金和资本项下的资金是混在一起的，所以这些大资本才可以左口袋倒右口袋，打着经营的旗号去进行并购和融资等金融操作。这种银行信贷模式是监管不可能有力的根本原因。让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资金隔离运行，借助区块链技术给货币染色，实行分账号管理，真正做到买油的钱不能打醋，保证两类不同的资金各自独立闭环运行，这就大大地降低了系统性金融风险，抓住了金融治理之纲。
有了两个隔离，就可以谈具体的金融治理方案了。先说第一个抓手，为什么要以市场需求引领生产和信贷？回答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怎样的困境。
当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来自内外两个方面。外循环中，美国由于自身的种种问题造成霸权衰落，变得歇斯底里，不断地找麻烦，加上疫情冲击严重威胁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这些综合因素制造了外部经济环境的压力。从内循环看，中国经济处于改开几十年积累的“资本主义病”综合爆发的时段。简言之，改开以来基本是效率优先，资本野蛮生长，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造成了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不足，而大众消费能力不足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中央最近一系列的重拳出击，不断地强调公平公平再公平，都是为了根治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资本主义病”。
今天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中国经济又处在转型升级的换挡期、新旧业态的转换期、人力成本的上升期、金融泡沫的膨胀期、债务违约的高发期，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动能开始减弱。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旦增速放缓，就会产生各种内卷，因为现代经济是债务经济，高速增长时被不断放大的债务在经济减速时就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债务风险。放大债务风险的正是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所以，化解债务风险也要从金融治理下手。
对中国经济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好回答上面的问题了。既然经济治理的核心是金融治理，也就是从金融源头防范系统性债务违约风险，那么，金融治理的突破口就是改变现行银行的信贷模式，使金融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就要求银行把钱贷给那些有市场的生产企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让钱流向该去的地方，避免“货”与“币”的错配。这正是货币管理的精髓。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既避免通胀，又迅速发展经济。
以市场引领生产和信贷的载体就是产业链信用链一体化。这是突破现有信贷模式、使整条产业链走入良性循环的一个信贷绝招。三角债是中国经济的痼疾，几十年都清理不了。造成三角债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一条，是大企业可以随意压榨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及时给小企业回款，造成了产业链的上游龙头压榨中游，中游压榨下游，下游小企业只能打恶性价格战，于是层层内卷，民生多艰。追根溯源，产业链的龙头大企业要负主要责任，而大企业之所以敢这样肆意妄为，就是因为银行偏向大资本的信贷模式。
应对之策就是产业链信用链一体化。这其实是借用了国际信用证的模式。中国企业乐意给欧美企业做配套，因为凭着欧美大企业开的信用证，就可以拿到银行贷款，交了货就可以拿到货款。所以即便给欧美大企业做配套利润低，中国企业也愿意做，因为现金流有保证。如果做到了资本项下和贸易项下隔离运行，大企业拿到银行的信贷额度就不能再用于并购之类的金融操作，不能炒股、炒房、放高利贷，而只能作为企业的生产流动资金。这时，银行给产业链龙头企业的贷款额度就可以作为信用证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配套企业，整条产业链上的企业就都有了信贷保证，这就实现了产业链和信用链的一体化，小企业的流动资金就有了保证，整个产业链就活了。这样才能打造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链航母战斗群，产业升级才有希望。
这里的关键是贸易项下和资本项下的资金要彻底隔离，这样才能确保企业的流动资金在整条生产链上闭环运行。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三角债的问题，彻底改善了营商环境。此外，产业链信用链一体化还可能带来一个额外的收获——大企业可能因此改变经营心态。因为在一定时期内，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是有限的，既然银行的贷款不能用于并购或融资之类的金融操作，如果没有实际的市场需求，过多的银行贷款不能带来实际收益，反而要支付额外的利息，那贷款就不是多多益善了。到了这一步，钱就流到了该去的地方，金融就真的脱虚向实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就大大降低了，垄断的风险也大大减小了，整个经济体系也就理顺了。
现在来看最后一个抓手——央行再保险。上面说到银行只认资产抵押的信贷模式并不能控制呆账风险，既然商业银行这种经营模式并不能真正防控风险，那么与其等到风险集中爆发而引发金融危机，不如将商业银行必然积累的信贷风险用一种常态化的机制释放出去，这就是央行再保险。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不要求资产抵押，银行怎么防控呆账风险呢？就是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之后，向央行购买再保险，如果企业破产了，由央行赔付商业银行的损失。央行会根据每一家商业银行的呆账率，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给每一个商业银行制定不同的再保险费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不会因为有央行的再保险而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放贷。央行再保险费率的不同，意味着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不同，所以，商业银行会努力提升管理水平，以降低央行再保险费率，从而降低自己的经营成本，获得价格竞争优势。央行再保险费率低，证明银行的经营水平高，企业自然会找管理水平高的银行贷款。这样，央行再保险不仅释放了商业银行的债务风险，消除了银行的风险关切，还变成了一个正向激励机制，形成了央行、商业银行、企业多赢的局面。
央行制约商业银行胡乱放贷，还有另外一招：事后追责。既然商业银行把呆账甩给了央行，央行就有权利追查商业银行呆账背后是不是有利益输送，或经营管理上的玩忽职守。如果央行发现商业银行有造假行为或违规操作，央行就会向商业银行索赔并加以处罚，这样一来，哪个商业银行还敢胡来？这样的制约机制会大大降低银行因为打擦边球而放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任何一个系统能否长期有效运转，都取决于这个系统能否获得安全有效且可持续的负熵。债务风险释放出口就是金融体系的负熵机制。央行再保险就是商业银行最安全有效且可持续的负熵机制，也因此成为有效金融治理的终极杀手锏。
人民金融理论体系就是为经济“治未病”
记者：请您在“人民金融”治理方案或完整的理论体系内谈谈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发展？
马霞：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民金融一二三”这个表述模板，不仅是一整套的金融治理方案，还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构成要素是相互支撑、相互影响的，彼此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严谨连贯、层层递进的。
金融为人民服务是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金融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求改变为资本服务的现行信贷模式；要构建为人民服务的信贷模式，必须先做到两个隔离；有了两个隔离，三个抓手才有实行的前提条件；所有这些要素，环环相扣，层层推进。
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只埋头苦干是不够的。我们要善用现代货币手段的预付信用功能，同时吸取美国金融实践失败的教训，全面提升预付信用的管理水平。全面提升预付信用的管理水平是人民金融之魂。善用货币手段，我们可以解决内外两大问题：对内，化解政府投资的债务；对外，去除美元霸权。解决了这两大问题，也就解决了经济可再循环的问题，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死循环的问题。问题不能在产生问题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人民金融理论就是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从理论到管理全面彻底的批判和改革。
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是简单经济学，人民金融经济学就是复杂经济学。实现经济可再循环，一定要实行产业精准分类、一类一策的分类管理。简单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宏观货币政策，无法解决微观的经济问题。解决复杂的微观经济问题，要靠产业分类施策管理的中观经济学。社会主义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通过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去消化经济运行中不断积累的“熵”。人民金融理论体系就是为经济“治未病”。（赵立东 叶仕春 报道）
采访嘉宾介绍：
马霞
马霞于1959 年出生，天津人。
1980～1988年在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天津分公司工作，1983年任财会科副科长，曾经历了初期外贸体制改革过程。
1988～1993年在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下属机构任财会科科长，主持外债转人民币的货币转换工作。
1993～2000年自主经商，主要从事大宗商品进出口贸易和加工、股票以及外汇交易。
80年代末，马霞对国际收支平衡原理和经济全球化的清算难题有了一些认识，经过长期思索，于2018年找到了破解“特里芬悖论”的钥匙，以及消解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解决方案——世界元。
从2019年至今，马霞录制了170多个音视频讲座，写了近百万字的文稿。在各方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由马霞撰稿的《天下货币——美元霸权的突破与终结》一书于2020年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