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竹新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创建，中国革命走过28年的征程，遵义会议是其中非常重要的节点。它在危及我们党和革命生存的重要时期，回答了方向在哪里、道路在何方、如何到达目的地等重大问题，从而扭转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回顾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我们能充分感受到，面对党内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客观与偏见等矛盾，关键在于通过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营造党内应有的正常的民主生活，通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正确化解矛盾和争执，在民主团结的健康氛围中凸显真理，达到党内新的团结与统一，推动革命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前进。
强有力的领导集体是民主团结精神的核心要义。邓小平在1989年谈到历史上党中央的领导状况时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作风问题上走过一段弯路，当时盛行的“家长制”“一言堂”之风极大地影响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遵义会议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众多党内领导人互相配合、合力作用，强调和突出了领导集体的权威和作用，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掌控的“三人团”，在随后的转战途中，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全军的军事行动。新的强有力的领导集体自此形成。遵义会议的实践证明，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2017年，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新时代，我们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敢于担当、真抓实干，坚定不移独立自主地走好“中国道路”。
敢于自我批评是民主团结精神的重要保障。在遵义会议开始后，博古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侧重从客观上为军事失败辩解，力图推卸责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周恩来在作副报告时，明确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这番勇于自我批评的发言使会议出现了转机。毛泽东对此评价：“这次会开得很好，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后来，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指出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希望博古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正是因为党的领导人有勇于自我批评的勇气，才有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并在此后通过十几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得中国革命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不断取得胜利。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手段，我党的民主团结精神进一步巩固，才能形成坚强的执政党，成就改天换地的伟业、惊天动地的大业。
以理服人、敢于斗争是民主团结精神的不二法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对博古的报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力的批判。他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其次驳斥了博古为自己失败所作的辩护。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认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周恩来也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由于遵义会议前，无数事实都证明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已成为全党的共识，所以，他们的提议理所当然得到了全党的拥护。回顾遵义会议前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以据理力争的鲜明态度、高超的斗争策略、巧妙的斗争艺术，既修正了错误，又团结了同志，既化解了风险，又统一了思想。纵观党的历史，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品格，是我们党成长壮大制胜的法宝，是我们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力量之源。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进行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我们要在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继续增强斗争意识、丰富斗争经验、提升斗争本领，不断赢得斗争的新胜利。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人事司党支部考监处党小组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