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在创新发展的大潮中，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大潮中，深圳每每勇立潮头。这是时代赋予的，是深圳人把握潮流努力奋斗的，也是被选择为“双区”定位的大逻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又怎样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一、数字化转型的深圳意义
为了理解数字化转型的深圳意义，有必要弄明白数字化过程及其价值。所谓数字化转型，简要说来，是指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广泛地应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数字化是不断进步和不断扩展的，微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出现、智能手机问世将世界连接成一个大众化的数字地球。在数字化进步过程中，既有的方式被生产力更高的方式所取代，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创造出来。
当下，数字化正在将世界带入一个新的时代，工业互联网在一些发达国家得以应用：生产过程、企业管理过程、物流和销售过程全面数字化，一些领域在保持大规模优势的同时，实现了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服务经济领域，数字化深度介入。不仅金融、商贸、物流等传统服务领域数字技术大行其道，教育、医疗、体育、设计等领域数字化比重越来越高。社会联系和交往的数字化逐步取代传统方式渐成主流。政府治理开始步入数字化，政务服务的网上办理，政府借助虚拟空间和数据分析实施传统方式所不及的管制等。产业组织和社会因数字化而重构，生产组织向网络化、平台化、扁平化发展。一些公司组织在瓦解中被平台+个体所取代。世界成长最快、市值最庞大的公司多是平台型企业。Uber不拥有汽车，却能够让乘客有随叫随到的汽车坐，是全球最大的Taxi公司。Airbnb并不拥有酒店，但能够让旅客在世界各地找到出租的房间，成为世界最大的旅馆业公司。数字化支持下的原子型（个体化）社会正成为一种新形态。在经济和社会中，一种新的要素越来越具有实用价值。这种新的元素称之为大数据。而适应以上经济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也将随之生长。观念随之改变，新的规则新的伦理正随之出现，一种新的文明将产生，这一切正在发生，我们将其称之为数字化转型。
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数字化，并使之更必须更紧迫。
在全球各主权国家关闭对外通道后，空间上的隔离中断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在此过程中，云服务、线上联通成为主要交流交易方式并迅速增长。以深圳为例，截至到3月25日，深圳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企业1245家，同比增长92.7%。在笔者3月份调研的中兴通讯、金蝶集团，敦泰科技、云天励飞等相关数字技术的公司中，日常经营大多在云端展开，对未来预期偏景气，预算的研发投入普遍高于销售收入的10%。一些数字企业的技术在提供抗疫服务中大显身手并得以发展。平安好医生自主打造的AI系统，涵盖3000种疾病的知识图谱。在6.7亿人次海量数据的持续训练下，覆盖整个就诊流程，不断改善医疗服务质量和体验。在疫情期间，平安好医生的AI系统帮助平台医生为1.1亿人次提供医疗服务。4月7日全球权威的家庭医生组织WONCA向平安好医生颁发认证书，将平安好医生的AI系统评定为最高级别。腾讯公司除微信、支付等工具覆盖了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外，二维码（身份识别、健康状况识别）得以广泛应用。3月22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宣布，腾讯成为其全球合作伙伴，为联合国成立75周年活动提供全面技术方案，并将通过腾讯会议、企业微信和腾讯同传在线主办几千场会议活动。这意味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全球对话将在深圳企业的技术支持下进行。华为为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提供5G技术支持，使移动查房移动护理等得以实现。云天励飞开发的人工智能疫情防控系统解决方案，人脸识别测温面板等新产品，在多场景中得以应用。优必选开发的智能医护服务，智能室内巡逻测温消毒，智能室外巡逻消毒等三款智能机器人参与了抗疫行动。
不少中外专家认为，疫情将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人们的经济社会交往将更突出自身安全，分散的而非聚集的，线上的而非面对面的解决方案，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换句话说，疫情使得向数字化转型更紧迫，更具有必然性，更倾向长期化。
数字化的各种应用背后，是芯片、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研发支撑 。在当下，已成为所有发达国家竞争的焦点，成为全球投资的热点，成为各研究机构寻求的突破点。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谁在数字技术的研发、应用、产业化、市场化上领先并良性循环，谁就拥有了未来。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之所以创造出世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奇迹，一条成功的经验，就是比较幸运的站在时代潮头。上世纪80年代初，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引进了电子信息产业，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生产方式，高起点使得深圳领先一步。80年代中后期，深圳意识到，仅仅寄望于引进还不够，要成为一个引领者，就要发展本土的技术和产业。至上世纪末，深圳将城市经济聚焦于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文化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达60%以上。进入21世纪的前十年，深圳将自主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加大高等教育投入，建设人才聚集高地、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型金融，破除制约创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打造区域创新体系。又领先一步被国家确定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予以支持。2008年，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四起，一些国家和地区纷纷加大投资，以逆周期的手段来刺激经济走出泥淖。深圳化危为机，出清市场，淘汰落后产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划并支持战略性新型产业，以新体制机制引进和培育研发机构，引进和培育创新创业团队。深圳产业因此得以又一次升级。这一轮“创造性破坏”，深圳站在国内发展的浪潮之巅，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齐名的中国一线城市。
呼啸而来的数字化转型是世界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不亚于任何一场大潮。来时的路告诉深圳，在这里，必须有一场新的蜕变。必须在数字化应用上有所作为，出现新的头部企业。必须在数字化技术上有所作为，在更高技术上逐渐扩大进口替代。必须在数字化产业聚群上整体上移，巩固集群优势。然后，才能续写新的辉煌。错过了这场数字化，就错过了一个时代。这就是数字化转型的深圳意义。
当然，不止如此。深圳的发展，从来就超出了自身的意义。深圳特区成立以来，承担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试验场”、“排头兵”的历史使命。2019年，深圳先后被国家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国家寄望深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走在前面，继续当好示范。面对着数字化转型这个竞争最激烈的赛道，国家更期待新的“深圳速度”。
二、当下是深圳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
所谓窗口期，通俗地讲，就是做某件事的最佳时期。如果说，数字化大潮涌起为深圳提供了赶潮的机缘，那么，独特的产业、技术、社会环境则是深圳博风击浪的“硬核”。深圳迎来了一个数字化转型的窗口期。
（一）中国5G的全面启动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数字化的基础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由三大系统支撑。一是芯片/半导体。它们如同数字化系统的心脏，对信息进行计算处理。二是软件/操作系统。它们好比数字化系统的大脑，负责信息的规划、决策、资源的分配。三是通信。它们类似信息化组织中的神经纤维和神经末梢，主管信息的传输与接收。数字化三大技术系统，我国总体上处于追随创新水平。从通信系统看，我国在3G时代开始参与全球市场竞争，4G时代一些技术走在世界前列，5G时代具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从3G到4G，不仅表现为数字技术本身的进步，而且带动了广泛的数字化应用。在4G的场景下，直播、移动社交、移动购物、数字政务、智慧城市等顺利实现。5G与第四代移动通信相比，具有低时延、广连接、大带宽等特点，其应用场景更加丰富。为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家居等提供更丰富的赛道。
5G技术及其应用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将带来10万亿级的经济价值。此外，5G还关联到国家的信息安全、产业安全。因此，中国政府十分重视5G的发展。十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中，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中，将5G发展放在国家战略的突出位置，提出我国要力争成为5G技术，标准、产业、服务及应用的领先国家之一，综合经济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并对5G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2020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球战“疫”的大背景下，颁发了关于推动5G加快发展的通知，从加快5G网络建设部署；丰富5G应用场景；持续加大5G技术研发力度；着力构建5G安全保障体系；加强组织实施等5个方面提出了18条措施 ，加快我国5G建设步伐。网络基础设施作为新基建的重点加大投入，截至今年3月底，已建成5G基站19.8万个。商用许可推开，2019年6月，我国工信部正式向三大运营商及中国广电下发了5G商用牌照。总之，我国正致力于形成设备研发与制造、电信运营、应用和平台开发的5G生态，形成以需求为导向，官产学研资介合力推动的5G发展大环境。这样的大环境，创造出5G的市场需求，提供了发展5G的各种条件，降低了发展5G的成本等等，是非常难得的大支撑。
（二）深圳具备数字化转型的竞争优势。大环境只是基本条件，具体到一个地方而言，能否拥抱数字化转型，关键在于是否拥有技术、产业、应用、人才等“硬核”。就中国城市而言，深圳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
一是深圳拥有数字化的头部企业。华为公司、中兴通讯公司是全球四大电讯设备供应商，拥有全球领先的5G技术。据有关资料显示， 华为在5G（RAN）竞争力综合的全球排名中高居榜首，在运营商看中的基带容量，射频产品组合，部署简易难度及技术演进能力四个关键维度均保持第一。2020年2月华为伦敦产品与解决方案发布数据，华为在全球已获得91个5G商用合同。在合同的地域分布上，欧洲47个，亚洲27个，其他地区有17个。截至2019年底，全球已有34个国家的62个运营商正式宣布5G商用，华为支持了其中41家，占比2/3。中兴通讯近年来持续推动5G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一些领域全球领先，稳居5G商用第一梯队。华为、中兴人才济济。公司员工半数以上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华为在全球设有26个研发中心，拥有数学家700多人，物理学家800多人，化学家120人，超过了任何一所大学。这些，构成了数学化转型的硬实力。
二是深圳具有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集群优势。深圳的工业化是从信息产业起步的，在家用电器作为终端的主导期，深圳生产的彩电占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在手机作为普通人的电子消费浪潮中，深圳拥有中国最大最全的手机产业群。从设计到电子元器件的生产，从品牌到销售网络，深圳被称之为手机之都。进入智能手机时代，2018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20.34亿部，占全球的80%，而中国的智能手机70%出自深圳。5G产业链的网络建设侧，涵盖天线、射频模块、小微基站、核心网、传输网、承载网等国内设备厂商。日海通信，信维通信：模比天线、国人通信、大富科技等一批深圳企业是相关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制造领域外，云计算、人工智能、设计中的“软”领域，华为的海思、汇顶、商汤、云天励飞、敦泰科技、大疆等都在不同领域处于领先。深圳的数字化集群，降低了行业交易成本，提供了相互学习的平台，强化了产业的根植性，是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活力和能力。
三是深圳在数字化应用上具有实力。腾讯公司在中国乃至全球数字化企业中，居领先地位。5月26日，腾讯公司宣称未来投入5000亿参与新基建。数字化应用可期。此外，一些企业异军突起。金蝶公司原本以开发企业财务软件为主业，近年来，转型为企业提供云服务：2018年金蝶推出了金蝶云.苍穹__中国首款自主可控的新一代企业级云原生PaaS平台，采用了全新的分布式架构，支持云端个性化定制服务，帮助客户轻松用云，快速创新，持续迭代。每天超过680万家企业及非营利机构使用金蝶软件及服务；每天超过 8000万用户使用金蝶软件及云服务，每天金蝶云支撑20万家门店的零售业务连接千万终端消费者；2019年金蝶云业务增长50%，在疫情期间，金蝶的云之家（一款帮助企业进行移动办公的智能协同办公软件）为客户提供免费服务；而面向小微企业的“精斗云”，还免费服务湖北地区小微企业。深圳平安集团继开拓智慧城市建设外，进军大健康领域，致力于以数字化提供新医疗解决方案。一批小企业在细分领域寻找突破。中琛源公司提供线上体育活动服务。消费者通过公司研发的APP，可以了解全市体育场馆的实时状态，寻找配对，预约服务等等。大批应用技术开发，市场的打开，才能带领数字化应用不断拓展。
（三）深圳具有一定的新规则新政策创设权。数字化转型不只是以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实体变化过程，同时也是人的观念、社会关系变迁的过程。如传统的商业银行要布很多的网点，顾客办理业务要到网点去亲自处理。银行提供贷款要考察客户或客户提供足够的抵押。深圳微众银行基本没有网点，业务线上办理，信用主要依赖大数据分析。又如微信改变了社会交往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关系。在微信朋友圈中，一些陌生人因观点相通而相互拉近了距离，一些熟悉的人甚至亲友，因三观不合而形同陌路。数字化转型中带来的这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产生了对新规则新政策的需求。规则的调整或加速或延缓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及时提供新规则新政策变得尤为重要。
设立经济特区时，中央给予了多方面的优惠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体制机制的先行先试权。四十年来，深圳勇于变革善于创新，率先破题，突破传统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 ，探索并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这是深圳取得巨大发展重要的条件和成功经验。纵观人类发展史，制度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样本比比皆是。正确的制度创新，才能形成对新技术创新及其应用的正向激励。
2019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先行示范意见”）发布。这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对深圳赋予的新使命。“先行示范意见”突出以改革开放促发展，支持深圳“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先试示范意见”放权深圳制度创新，赋能深圳开放发展。指出“本意见提出的各项改革政策措施，凡涉及到调整现行法律的，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向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提出相关议案，经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凡涉及调整现行行政法规的，有关方面按法定程序经国务院授权或者决定后实施。在中央改革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下，支持深圳实施综合授权改革试点，以清单式批量申请授权方式，在要素市场化配置，营商环境优化，城市空间统筹利用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先行先试。”
“先行示范意见”关于制度创新的特殊安排，在中国内地城市是仅有的。为深圳全面的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保障，构成深圳推进数字化转型独特的难得的制度环境。当下，对深圳数字化转型最大的约束，是美国对中国数字化企业特别是华为公司的打击。但是，数字化转型脚步不能因此停顿，应坚持开放发展，以创新突破困局，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三、将“打造数字经济试验区”作为转型的先导
如前所述，数字化转型贯穿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涉及到经济社会关系的大变革。在这场转变中，数字经济横空出世。所幸，《先行示范意见》中，国家大力支持深圳建设“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为深圳打开了大有可为的空间。
（一）探索构建“数据市场”。近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公布，此举被称之为新时代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成果。在这一重要举措中，提出构建五大要素市场，包括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数据市场。其他市场经年累月，有一定基础，主要是拓展完善。唯数据市场是新的提法，也是空白。此时提出数据市场的根据在于，在数字化时代，数据已成为生产要素中的一员。
如同其他生产要素，数据一旦参与到经济过程，就会产生产权、交易、权益分配、价格等问题，就涉及到契约的达成、履行和违约的权益问题，就产生出数据主权、数据流动、数据公权等问题。当前，在数字经济中，一些头部企业，集资本、技术、数据及相应权力于一身，建立起垄断地位，同类的中小竞争者无法成长，更谈不上竞争；一些头部企业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对广告的精准投放，在满足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左右着消费者选择；也有一些企业，由于数据产权没有界定，影响了数据的采集、挖掘与分析利用；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交易没有公开的规范的交易市场。因此，界定数据的产权，探索构建数据市场，不仅是消费者保护的需要，也是企业良性发展的需要。构建数据市场，不能在办公室设计完成，要在发展中实现。从经验看，要素交易最初往往在自发的小范围内展开，并进化出相关的惯例，随着交易频次的加密，一些习俗演变为具有约束力的交易规则，市场随之扩大。那些最初阶段出现的市场参与者，也是规则或标准的制定者，也是市场拓展的受益者。数据市场也会遵循这样的道路，率先出现和形成市场的地区，也将是受惠最早的地区。深圳有了“数字经济创新试验区”的“金字招牌”，完全应该像当年构建其他市场一样，发挥试验场作用。
（二）改革监管方式。监管对经济的生长、成本和壮大影响直接。监管中的准入（许可）关系到新业态的生死。如互联网出租车兴起时，在一些城市以安全的名义不予许可。监管不当则增加企业成本。如商事主体进入市场时，需提供多种多样的材料，办理名目繁多的手续，有的甚至要通过无奇不有的贿赂才能得以“过关”。许可后，又以年检及抽检、暗访等多种方式，给商事主体设置道道难题，增加企业的制度性成本。近年来实行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此类成本有所下降，但仍然存在着准入中的歧视性安排和运营中的任性的监管 ，离从前置行政审为主向事中事后监管还有不少距离。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产出最频繁最多种类的新业态新形式。近年来，电子商务、互联网+、智慧城市等等层出不穷。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扩大，还会出现新的业态。这就给监管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完全放任不管，可能造成社会风险，然后“一管就死”。前几年，互联网金融出现的P toP，本来是普惠型金融的一种新形式。但由于没有设计出相应的制度，疏于监管，出现了诸多乱象，最后“一关了之”。结果是虽然减少了金融乱象，降低了社会风险，也扼杀了新的普惠型金融。
数字经济监管方式如何创新？也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首先，应放宽准入限制。一种新技术应用，一种新的业态，因为没有新的制度安排而扼杀，这是创新的大忌。可行的思路是，若新经济对社会不会产生大冲击，可以采取“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宽容，再总结规范。对于金融、基因工程等敏感区的数字技术应用，宜用“沙盒”控制的方式进行试验，然后再决定在什么社会条件下推广应用。对数字经济的监管改革，可以考虑从“源头”开始。这里所说的“源头”，是指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即监管所依据的规则。传统的监管规则以前置审批为主要内容和手段 ，这样的规制安排，虽经多次简政放权的改革，仍然是政府管理经济社会的主要方式。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推动经济监管从前置为主转到事中事后为主。但旧的规制只能渐次向新的规制演变。数字经济是新经济，有可能从规制入手解决问题。
（三）营造数字经济发展的环境。数字经济是强劲而蓬勃的。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不是钢铁大王，也不是汽车、飞机、轮船制造商，而是苹果、谷歌、微软等数字化公司。中国市值最大的公司是腾讯、阿里巴巴等。这些公司成功的共同逻辑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创新生态的培育。
有学者分析，硅谷的成功在于它是创新者与企业家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有十个重要特点：1、合理的游戏规则。即由法律、法规及证券、税收、会计、公司治理结构、破产程序、专利和其他许多规范构成，他们是分权的和分散的，其内在联系是相当紧密的，趋于鼓励创新创业。2、知识密集。3、高质量劳动力的流动机制。4、以结果为导向的经营体制。5、鼓励冒险，宽容失败的氛围。6、开放的商业环境。7、大学、研究机构与产业互动。8、企业、政府非营利机构间的合作。9、高质量的生活。10, 专业化的商业服务机构。（详见《创新之源》第6～11页，[美]李锺文等主编，陈禹等译。中国工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这个分析大体上与中国数字企业成长的环境一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体现尊重常识、尊重市场、尊重创新的体制机制是最大的政策取向。而不是以地价减免、税收减让、财政补贴作为主要政策给予。当然，这并非一概否定后者，就主次而言，市场经济和创新环境是更重要的。
政府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是有所作为的。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亨利.罗文（Henry S.Rowen）在“硅谷为什么能得到技术和市场的青睐”一文中，讲了政府推进计算机工业的三种方式。1、公司运营规则的制定者。如允许风险投资公司的一般合伙人出任所投资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有限责任合伙人对其投资的责任；不对合伙关系进行征税；建立旨在透明化的公司财务数据的会计制度；通过建立破产方案使得失败企业不至于因为负担过重而无法重新创业；允许在公开交易市场中挂牌上市的公司没有历史收益记录等。这些制度非常具体，十分细节，是市场经济大厦中的砖瓦，也是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阳光水分温度。2、政府作为采购者。政府在硅谷早期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的客户角色。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空军航空电子以及导弹制导系统领域是硅晶体管的主要市场。3、政府作为融资者和早期开发者。政府为计算机科学提供的财政支持，从1976年的1.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9.6亿美元。资金中的很大部分投向了大学和企业中从事计算机和通信方面工程的研究人员，这些基金的接受者并非是官方指定挑选出来的，而是个人或者团体通过竞争获得的。（详见同上书第164～166页）享利.罗文的分析对我们研究政府如何推进数字经济具有可借鉴之处。如要结合实际，发现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具体的细节性的制度，而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市场安排。在财政支持中，可采取需求管理的方式，即以市场采购的方式，促进供给方的竞争。而不是直接由政府识别补贴对象并直接给予支持。在研发支持中，亦采取竞争性的安排，给予竞争胜出者以支持等等。总之，根据新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提供新市场制度。以市场为基础，发挥政府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今年5月1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发布。强调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圳作为先行示范，更应该在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走在前面。全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构建数字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走在新经济的前列，是其中极富意义的探索。（作者：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南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