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郡县稳；郡县治，天下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又是维护人民群众基本权益的重要举措。自治区党委十一届七次全会提出要健全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机制，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抓好乡村“五治融合”，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治理是一个时代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进行了不懈探索，积累了许多经验。1980年2月，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首创村民自治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被称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2003年，贺州市钟山县首创“五保村”，对五保老人实行集中供养与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成为小财政办大民生的全国典范。2013年，贵港市覃塘区在自然村屯探索实行“党小组＋户主会＋理事会”的协商自治制度，把党组织的触角和村民自治的理念延伸到村屯，这一做法获在全国推广。近年来，崇左市宁明县引导村屯贫困群众自愿成立扶贫互助组，采取“十户一体”“一屯一组”或“一屯多组”的形式，实现互助互利。这些乡村治理的好经验、好做法，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但总体而言，我区乡村治理的理念、方式、手段等，还存在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地方。比如，村民自治在行政村与自然村之间脱节、社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缺位、乡村组织功能有待强化、乡村法治环境亟待营造、乡村文化熏陶功能有待提升、技术手段有待加强等。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出乡村治理存在的短板和薄弱环节。
当前，我区农村改革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决战脱贫攻坚胜利在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农村改革持续深化，农业农村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对于乡村治理能力也是一次大考。乡村治理要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化危为机、乘势而进，推进政治、自治、法治、德治、智治“五治”融合，实现乡村治理改革的力量集成、政策集成、效果集成，构建以党建为统领、自治为基础、法治为根本、德治为先导、智治为保障的体制机制，加快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走出一条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乡村善治之路。
健全政治引领机制。围绕“支部建在自然村上”目标，突出“党建引领+组织建设”，形成“县委—镇（街道）党委-村（社区）党组织-自然村党支部”纵向管理链条。实施“领头雁”工程，全面落实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民委员会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通过“党建+民生服务+互联网”方式，构建农村基层党建网络化、规范化、精细化服务体系。深化党建带群建，推行社区党组织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联席会议、议事协商、村（居）民议事会议制度。
健全自治基础机制。深化拓展村民自治制度，推进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推广“一组两会”模式，建立“村事村议、村事村管、村事村办”长效机制。规范农村小微权力运行，制定村级事务公开目录和清单，抓好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推进村级事务阳光工程。坚持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十严格”机制，村委会担负主体责任，动员组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严格实施人员流动管控、疫情防控报告、村屯环境整治、通报宣传等系列制度。
健全法治保障机制。出台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加强综合执法建设，完善基层法治服务平台，建设法治乡村。全面实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实施农村“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推进乡村综治中心建设。推进村庄规划“多规合一”，落实宅基地审批管理政策，执行农房建设“先报后建”制度，强化农村“两违”综合整治。建立扫黑除恶长效机制，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健全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制度，引导干部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健全德治文明机制。实施农村德育工程，深入宣传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村规民约、村民道德公约等自律规范，全面推行移风易俗。深入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建设，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壮瑶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持续推进“美丽广西”乡村建设，健全文明村镇、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五好家庭等创建长效机制，开展“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评选活动。积极培育新乡贤文化，以乡情、乡愁为媒介，吸引和聚集各方能人贤士，举其才学专长、创业经验和经济资源为乡村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出资出力。
健全智治支撑机制。完善乡村信息化设施建设制度，整合乡村服务资源，建成集政务公开、信访服务、市场监督、综合执法、公共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政务服务综合体。加快“智慧乡村”建设，建立大数据综合服务平台，将数据应用于农业发展、民生事业、环境治理等各个方面。实施“雪亮工程”，加快推进综合治理信息系统与综治视联网、公共安全管理平台“三网合一”。（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