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居乐业 绘就边疆脱贫壮丽图卷

2020-09-30 15:05:00 来源:本网专稿 

——访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方言

□中国改革报记者 任丽梅

□实习记者 安宁

虽然立秋已过,北京的清晨也透着闷热的暑气。在国家发改委离退休干部活动中心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见到了正在给清华大学某粮食课题组开视频会的方言。

方言,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原副司长。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农业部工作。1988年调入国家计划委员会(简称“国家计委”)农经司后,一直从事国家农业经济和生态保护等工作,28年的工作中,起草了“八五”以来的全国粮棉油糖等重要农产品规划,以及动物疫病防控、农业机械化、牧区发展、海洋渔业、农场改革、农业环境治理、生态安全等数十个农业方面的政策文件。20多年来,凭着对农村以及农民的深厚感情,方言亲力亲为实施了少数民族游牧民定居工程、农场危房改造、藏区青稞基地、凉山州马铃薯基地、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等民生项目。虽然这些事情公众了解的并不太多,但这些项目都是实实在在的扶贫解困工程,不仅终结了游牧民居无定所的历史,改善了农垦、华侨农场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更是解决了西部地区农产品供给不足问题,为推动西部地区农业发展以及脱贫攻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退休后,方言关注农村发展的情怀依旧,继续就粮食安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进行深入研究,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农业农村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多地农业产业发展规划、生态脱贫进行指导。

疫情增加难度

但脱贫任务定完成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然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实现脱贫攻坚、消除绝对贫困关键环节带来了新的冲击。正式采访刚开始,方言就同记者谈起这场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的考验。

“虽然3月初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但受疫情影响,贫困人口外出打工人数仅为去年同期的52%。虽然到4月中旬,52个县外出打工人数已经达到了83%,但外出时间的推迟,使得农民工少了约一个半月的收入,按2019年农民工打工平均月收入3962元计,约6000元,这对农村贫困家庭来讲是不小的减收因素。”

从疫情开始,方言就一直在关注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她强调,虽然突发的疫情给脱贫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多措并举,脱贫任务必会完成,这也是党对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对于今后如何发力脱贫攻坚,方言认为,2018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从原来政府扶贫为主转为全社会扶贫,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变。一方面是打通贫困地区农产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痛点、难点和堵点;另一方面是通过乡村旅游扶贫,二者密不可分。不过她还坦言,疫情使得乡村旅游受到较大影响,“后备箱经济”带动的农户增收作用也大大减弱。

何为“后备箱经济”?方言解释道,就是周末大家开车去乡村旅游,返城时买一些土特产装满后备箱,这就是“后备箱经济”。

“不要小看零散农产品销售,这是一块很大的市场,对于农民来讲,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今年推动消费扶贫工作要在这方面多下气力,特别是企事业单位和大专院校可以定点采购,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

谈及消费端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方言提起了当年“定西马铃薯解困”的启示。

甘肃定西是全国马铃薯四大主产区之一,马铃薯是当地很多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沿海地区、珠三角、长三角农民工迅速减少,马铃薯为这部分农民工务工时的主菜,消费量的减少导致定西马铃薯滞销。

方言介绍,定西马铃薯产量大,不易贮存,如果价格波动或售出不畅,气温急降会使马铃薯面临冻坏风险,而建库集中贮存,建设成本又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少许补贴引导农民建设田间地头简易储藏设施,适时销售,缓冲市场风险。报告上报国务院被采纳,从而缓解了北方马铃薯产后滞销问题,减少了农户损失。

后来,方言在海南冬季蔬菜基地建设方案中也采取了这一措施。海南是保证我国“两节”蔬菜供应的主要产地,由于当地温度高,运距长,蔬菜损耗大,在田间地头建设简易的风冷库,采摘的瓜果菜经过预冷后再运输,不仅减少了损耗,也保证了蔬菜的质量,保障了农民收益。

早建好早受益

百万游牧民住不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根据不同的扶贫对象和重点,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工作。如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础上出台并实施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一2010年)》就将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

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一片美景,这是人们在草原旅游的感受。但在实际生活中,用电难、吃水难、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游牧民群众。2000年时,我国还有约45万户游牧民多分散在青藏高原、新疆、内蒙古的边远牧区及边境线上,逐水草而居,以最原始的方式维持着生活。

“2009年,在塔公草原,我还曾亲眼见到四处漏风的帐篷里,游牧民用雨伞给新生婴儿遮风,可见其生活环境的严酷。”方言回忆道。

2001年,原国家计委启动“西藏草场建设与游牧民定居”工程试点建设。方言介绍,“十五”时期,有8000户游牧民得到安置;“十二五”的2007年,国家又将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1万多游牧民纳入定居范围;2008年,全国实施保障房建设,游牧民定居工程建设范围扩大至青海、四川、云南、内蒙古和新疆7省区。

从青藏高原到边疆牧区,这些游牧民不仅在地理位置上非常分散,各自的民族、宗教和生产生活方式也相差很大,西藏的经验是否适用于其他地区?如何既保证改善牧民生活条件,又尽可能传承草原游牧文化?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2008年底,方言陆续赴云南、新疆等地实地调研,并针对发现的问题,于次年9月,组织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县召开了全国游牧民定居工程现场会。

这次会议的选址,也是颇费心思。“这个会一定要在最艰苦的地方开,只有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才能深刻认识当地群众生活之苦和工程难度之大。”方言说。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搬迁居民点沿公路分布要比直接划进既有农区更合理,再配套相应产业,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居。”方言介绍,此次会议最后决定,采取以“大分散、小集中”的原则布局游牧民定居点,并采取“冬春舍饲、夏秋游牧”的半定居模式。

实践证明,沿公路或景区建设的定居点,为牧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如今,在青海湖南岸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甲乙村的游牧民定居点,尼玛扎西一家就利用“湖景房”的独特优势,将二层小楼办成了富有牧区特色的“牧家乐”。

早建好早受益。“这是我唯一经历过的一个五年规划3年就完成的项目,百万游牧民群众提前搬进新居。”方言告诉记者,国家发改委作为牵头部门,高度重视游牧民定居工程。期间,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穆虹就提高补助标准、增加配套设施、确定资金规模等问题亲自协调,穆虹副主任更是两次到现场了解工程进展,并在资金安排上给予了很大支持。

如今,游牧民们实现了安居梦想。游牧民定居工程从根本上改善了牧区牧民的生产、生活、教育等各项条件,这是牧区脱贫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对当前的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方言回忆说,2013年2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国家发改委视察工作,在听取她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简要汇报,并翻阅游牧民定居画册后,被他们巨大的生活变化而感动,当场就在画册上题字。

这并非是方言第一次托起贫困群众的“安居梦”。2006年至2015年间,在国家发改委开展实施的华侨农场改革、国有农垦系统危房改造和渔民上岸安居等工程中,都有她的身影。其中,华侨农场改革让她印象深刻。

上世纪50~60年代,由于特殊历史原因,数十万名华侨从印尼、越南等地被迫返回祖国大陆。为安置归国难侨,政府设立华侨农场。到20世纪中期,因为农场体制以及对社会环境和经济体制的不适应,侨场难以融入社会,职工收入微薄,生活水平极低,加之住房是在当年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突击建成,经过数十年风吹雨打已成危房。2006年,全国人大执法检查后,当即要求华侨农场进行体制改革。国务院把文件起草工作交给了国家发改委,杜鹰副主任牵头,方言承担了文件起草小组具体工作。

“我以前都是研究产业政策,而侨场改革主要是解决人的问题,重点是解决干部安置、职工社保、医保等历史欠账,压力真是大。刚开始都不知从哪里下手,前几个月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床头放着厚厚一摞文件,夜里突然想起什么,就赶快在笔记本上记下来,第二天马上去办公室研究。最终靠着抓住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再带着问题去调研,完成了华侨农场改革的任务。”

方言介绍,当时跟随唐家璇国务委员去广西调研,一走进华侨农场,就像是回到上世纪60年代末,房子十分残破,基本公共设施落后,与周边农村形成巨大反差。

因此,回到北京后,方言不仅组织起草危房改造方案,还联络水利、交通等部委及委内有关司局,将农场的水、电、路等建设一并纳入相关规划,打通每一个“接口”。一系列改造后,农场基础设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后的华侨农场不再是“避难所”,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交融的侨民之乡,过去的苦难,已湮灭在如今的幸福光阴中。

有了产业发展

脱贫增收有奔头

2016年,我国扶贫开发首个五年规划出炉,其中产业扶贫是最基础的举措。多年的扶贫实践证明,产业扶贫既是促进贫困人口较快增收达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巩固长期脱贫成果的根本举措。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新疆依靠地域辽阔,光热条件好,昼夜温差较大等多项优势,积极发展棉花生产,并向国家提出建立新疆优质棉生产基地的设想。

“1995年9月,我跟随原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同志赴新疆进行了为期15天的棉花基地建设调研,一路颠簸地跑了喀什、阿克苏、巴州、石河子等地州的数个产棉大县。”方言告诉记者,尽管路途艰苦,但当她在棉花收购站看到维吾尔族农民激动地清点着刚到手的棉款,顾不上回答自治区领导问话的神情;看到种棉带来收入提高,但村里孩子们仍光着脚,系着磨毛了边的红领巾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些情景虽隔20多年,仍历历在目。正是这次艰难的实地调研,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棉花基地建设对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这个项目不仅要做,而且要做好。”

从新疆回京后,方言连夜起草了《关于新疆“九五”期间棉花生产发展规划的调研报告》(该报告获得了当年全国百家新闻单位评选的优秀调研报告奖)。经国务院领导批准后,启动“棉花种植西移”战略,支持新疆优质棉基地建设。25载星移物换,经过5个五年规划,棉花西移战略目标已经实现。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新疆棉花产量达500.2万吨,占全国总产量84.9%,其总产、单产、种植面积、商品调拨量连续25年位居全国第一,是新疆的支柱产业和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莎车县、伽师县、巴楚县等贫困县棉花种植更是大多数贫困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

当棉花成为新疆一张响亮名片的同时,西藏农牧业发展也从青稞基地建设起步,并奋力前行。

“1998年,国内粮食产量达到5亿吨,库存充足,而藏区百姓的口粮——青稞供应仍有缺口。2000年,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中专门设立了藏区青稞基地项目,在西藏、青海以及甘肃甘南、四川甘孜、阿坝和云南迪庆4个藏族自治州扶持青稞种植,并配合‘一江两河’开发,开展粮油禽蛋奶菜项目,还引入温室大棚等设施。”方言介绍,为提高牦牛品质,国家专门安排资金,建设了牦牛冻精站,扩大优良品种。2002年,国家投资1.42亿元在西藏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西藏青稞产量达79.29万吨。青稞不再仅仅是口粮,还有了糌粑、青稞面条、青稞糕点、青稞酒,甚至是功能性保健食品。在2019年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青稞与牦牛肉作为西藏的标志产品深受欢迎。

草丰牛羊壮,沃野尽飘香。牦牛、青稞和蔬菜的种养殖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西藏农产品供应情况,也为后续旅游业发展带来的农产品需求提供了保障。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厅的数据显示,2019年,西藏旅游产业帮扶3.2万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旅游收入达12亿元。

责任与情怀

调查研究深入透彻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无论是在新疆边境顶着烈日风沙,还是在藏区因为高原反应头疼欲裂,方言始终没有停下实地调研的脚步。

说起这些年工作的经历,最让她难忘的是去西部调研。“越往西部走、越往边疆去,就越明确自己的责任是什么。看到那些守边的牧民,随父母游牧的婴儿,我真的想为他们做点什么!2006年到2016年退休,基本上都是跑西北、西南这些贫困地区,也正是这些贫困地区,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为他们解决困难,把群众放在心上,是我们的责任。”

采访中,对于那些民生工程的规划实施,方言如数家珍,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而这背后是她倾注的心血,是她对于民生的情怀。“国家发改委的政策中很多都关乎区域发展和民生,所以工作中要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知识和开放的心态,不能固步自封,要善于听取基层意见,这样制定的政策才能符合当地实际,才有可操作性。同是牧区草原,新疆、内蒙古和藏区差异很大,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少数民族的宗教习惯。当地的县志或者博物馆,对工作开展都大有裨益。”这是她多年的体会。

敢言务实是方言留给很多人的印象。据记者了解,这印象的背后有着她多年的努力。当初,一个在北京长大、学工的来从事农业工作,一切从头开始。她从棉花开始,到粮、油、糖、麻、果、茶、肉、蛋、奶等各类农产品的产供销,再到农业污染治理,草原、海洋、生态,方言的业务实现了农牧渔业全覆盖,成为一个在国家发改委工作的“农业专家”。

在交谈中,她多次提及委里老领导老同志严谨的工作作风对她的影响,感谢国家发改委给了她历练的机会。

[责任编辑:张海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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