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为了对冲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的“六稳”工作，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扩大投资的政策。对此，社会上存在一些误区，认为扩大投资就等于强刺激，将高质量发展片面地等同于降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事实上，减少经济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决不意味着刻意减少投资。相反的，在当前我国经济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挑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面临重大压力的形势下，扩大有效投资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
第一，扩大有效投资是“稳投资”的核心要义。近年来，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内部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市场主体预期不稳，投资增长乏力。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先导指标，投资增速的低位运行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引来不少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加剧了市场主体的恐慌情绪，因此，稳增长必须先稳投资。然而，市场主体的逐利性决定了市场自发的投资行为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单纯依靠市场调节无法在短期内稳定投资预期。扩大有效投资相当于为市场提供了风向标和指示牌，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帮助市场投资者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投资风口，是稳投资最核心的一环。
第二，扩大有效投资是重点领域补短板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渐凸显，优质医疗、优质教育、健康养老等重要民生领域以及在产业链前端、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上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均远远不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新冠疫情的暴发进一步暴露出公共卫生、公共安全领域的供给短板。投资对供给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补短板调结构一定是先从投资入手，从投资抓起。
第三，扩大有效投资是满足居民投资需求的关键举措。截至2019年末，全社会存款余额将近193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超过81万亿元，同比增速达到13.5%，显著高于8.7%的平均增速，在各类别存款中增长最快。住户存款余额的高速增长，使得普通居民对提高资产收益率、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意识和需求不断强化。然而，现实却是面向普通居民的投资方式单一、投资渠道不畅、投资监管缺位，一则导致股市、房市等极易出现过热现象，产生大量资产泡沫，二则导致实体经济部门无法有效利用闲散的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这一矛盾必须通过扩大有效投资的方式加以解决，在缓解实体经济部门融资压力的同时，增加居民投资回报，让更多投资者共享经济增长的红利。
第四，扩大有效投资是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当前正在进行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大范围、多层次、跨学科的技术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品专用性更高、更新迭代速度更快，新的技术项目往往具有风险高、失败率高、资金需求量大的特点。在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主要手段的今天，扩大有效投资来加速资本品的新陈代谢是主动适应新科技需要、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不二之选。
第五，扩大有效投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间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上都存在较大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让改革开放成果惠及更多人所必须达成的目标。持续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有效投资，既是保持中西部地区较快发展、不断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自身需要，也是其承接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前提条件。
第六，扩大有效投资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最大掣肘。目前，农业农村基础差、底子薄、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农业供给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滞后，农村环境和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差距仍然较大，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深入推进，我国乡村发展即将迎来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亟须扩大有效投资，在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生态修复、人居环境整治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一批打基础、管长远、影响全局的重大工程。根据初步估算，乡村振兴所需的投资规模至少在7万亿元以上，通过创新融资渠道扩大有效投资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影响，消费增长大幅放缓，进出口贸易额明显下降，短期中经济下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剧，通过扩大有效投资稳增长被摆在了更为迫切、更为重要的位置上。下一步，要坚定扩大有效投资的信心和决心，把握好投资的前瞻性，提高投资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政府投资逆周期调节的作用，积极引导社会投资流向民生、创新、环保等关键领域、短板领域，同时，注意避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房地产炒作，充分发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为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执笔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应晓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