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谈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评论员 杨禹
我们正在见证一段重大的世界历史。每天都有数千生命因为这场大疫而不幸消逝。每时每刻，不同国家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做着共同的抗争。这场蔓延全球的公共卫生危机，已逼迫整个世界，拿出在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方面的几乎全部能量，来奋力化解它。
这是世界大变局的一部分。没有谁能置身事外。
去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说道——“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去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判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
在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变局”并不少见。我们就是在一个又一个变局中前进的。而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说当前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我们不妨带着辩证思维，结合这场全球抗疫，深入剖析一下这“大变局”的复杂形态——
既有出乎意料之变，也有可以预见之变。新冠病毒的出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发生之后竟发展到如此严重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它最终在全球“见顶”的那个“顶”在哪儿，目前，科学家们也无法作出准确预判。而换个角度看，每隔若干年出现一场大疫，又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因此，警惕“黑天鹅”——不可预知之变，防范“灰犀牛”——本可预见、却被忽略之变，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治理命题。
既有顺应大势之变，也有悖逆潮流之变。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上海进博会开幕式上所讲，“人类可以认识、顺应、运用历史规律，但无法阻止历史规律发生作用”。当今世界，奉行多边主义就是顺应大势，搞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就是悖逆潮流。全球抗疫，携手合作、共克时艰就是顺应大势，对别国搞污名化就是悖逆潮流。纵观人类历史，顺应大势者终究占据主流，而悖逆者也从不鲜见。
既有一路向前之变，也有曲折反复之变。正因为眼前常有顺势、逆势之别，所以拉开更久远的历史纵深看，有些变化是一路向前、不拐弯不回头的，有些变化则是曲折反复的——看它一百年，往哪儿走很清楚，但中间可能拐弯甚至回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很多国家关闭了人员交往的国际通道，一些跨国的产业链、供应链也被阻断。有人说经济全球化从此要退回去了。这未免草率。当前之“断”，只是抗疫所需。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我们不应对它失去信心。
既有于我有利之变，也有于我不利之变。有利不利交织，为常态，谁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中华民族就是在惊涛骇浪、大风大浪中闯出一番天地来的。于中国、于世界，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都是一种于我不利之变。如何化解不利，就是这场大考的必答题。考题中还包括如何化危为机，比如找到公共卫生治理的短板不足，从而推动治理水平提高。对有利与不利，始终要辩证把握。处于总体有利局面时，要对潜藏的不利因素保持警觉、及时化解；处于总体不利局面时，要善于发现潜藏的有利因素，牢牢把握住它，从而推动全局摆脱不利。
既有主动求索之变，也有被动面对之变。有些变化是我们主动想要、积极推动的，比如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就在顺应大势中体现了主动作为。有些变化，全人类都在被动面对。疫病从来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它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所以一开始打的是遭遇战。但我们得有把遭遇战逐步打成一场主动战的本事。中国的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从遭遇战打起。而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当我们调动起举国之力，有了明确的战略战术，这场人民战争就成为主动战。
既有尚未成型之变，也有制度完善之变。任何变化，总是从苗头初起。而人类的智慧，就在于可以谋划和推动带有系统性的变化。在抗疫斗争中，我们及时地补上了一些公共卫生应急中的漏洞，待抗疫之后，按照中央部署，还要进一步推动相关的制度完善之变。全球抗疫，在应急状态下探索出一些新的合作模式，比如中韩之间建立的联防联控合作机制。而这也为今后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启示。
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中向前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给予我们的精神营养。世界总是在变化。唯一不变的，就是它永远都在变化。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与挑战，始终直面问题，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能在纷繁复杂的大变局中，把握正确方向，排除干扰阻碍，走好前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