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建立健全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的建议
□李历铨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对人民生命健康和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威胁。2020年2月14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但当前我国存在现行生物安全相关上位法依据不充分、国家生物安全没有得到统筹管理、未能形成生物技术与保障生命健康有机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强化法治保障，提出以下建议：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理能力；明确国家生物安全整体统筹与实施监管部门，提高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安全性。
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现存问题
现行生物安全相关上位法依据不充分。一是缺少法律层级的规范，现行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技术管理办法或伦理指导原则为主。先后出台的多部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均对生物安全整体的重视程度不足。直至2019年10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草案）》才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至今仍未颁布实施。二是现存法律法规责任制度实效不足。其惩罚措施较轻，主要是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有针对性的、与地方相适应、具有刑事责任的法律法规缺失。
国家生物安全没有得到统筹管理。《生物安全法（草案）》中明确，实行协调机制下的分部门管理体制。当前我国生物安全关键领域，缺少重要的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筹。生物安全涉及卫生、农林、海关、生态环境、信息、军队等诸多部门。目前，生物安全大数据建设、生物入侵防控、生物信息数据资源管理、生物安全关键装备制造等，多头管理现象严重。加之生物安全监察机制不健全，一些监管部门对生物安全问题重视不够，监管存在疏漏，成为保障生物安全的严重障碍。
未能形成生物技术与保障生命健康有机结合的生物安全体系。生物安全是生态安全与科技安全的有机结合，疾病预防控制是生物安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由于我国生物安全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导致生物技术研究未能有机融入疾病防控体系，未能处理好生物安全与现代科技协调统一的关系。疾病预防相关行业性、规范性、制度性的技术标准有所欠缺，导致生物技术应用于疾病防控中的实际作用没能充分发挥。不能切实将生物安全意识贯彻到日常工作中，存在巨大安全隐患。
有关建议
完善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一是针对新突发情况加快对《国家生物安全法（草案）》的修改并颁布实施。总结此次疫情的经验教训，对法律条款中有关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的内容予以完善，加大对生物技术谬用行为和事件的处罚力度。应针对生物恐怖、传染病防控、遗传资源信息管理、实验室安全、生物技术管理的最新形势，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完善，提高生物安全依法治理能力。三是完善与各地发展相适应的法规、条例。强化生物安全依法治理工作统筹落实，从法治上为解决公共卫生、生物技术谬用、疫情应急处置、社会管控等实际问题提供制度化解决方案。四是坚持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用法律划定生物技术发展边界，保障和促进生物技术健康发展。对遇到重大疫情危机置法律于不顾的行为要严惩，防止和减少可能出现的次生危害和损失。五是强化生物安全防控群众守法基础。加大生物安全防控普法力度，引导民众建立守法意识，规范日常行为，形成全社会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
明确国家生物安全整体统筹与实施监管部门。一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牵头，建立生物技术研发应用、风险评估、预防保护、检测检查、应对恢复等多位一体的生物安全体系。二是由国家发改委联合生态环境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科技部、应急管理部、国家卫健委等各管理部门联动，落实对生物安全相关的各环节的统筹监管，提高执行协作能力和信息集成能力，严格规范各级管理部门日常管理，做到规划、设计、评估、运行管理各环节系统化管理和可控。
提高研究、开发、应用生物技术安全性。一是形成生物技术与疾病防控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确保前沿的生物技术研究应用到疾病和疫情的防控之中，成为日常公共卫生健康领域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注重临床医学数据样本，构建围绕病人诊治提供重要病理知识基础为主要目的研究体系。加大对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监管力度，明确责任机制、奖罚机制、监督机制、报告机制，构建有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二是建立生物威胁应急管理系统。加强汇编和分享生物威胁和生物事件信息能力，便于各级政府以及非政府、私营部门和国际实体做出适当决策和相应行动。提前做好疫情防控演习预案，建立生物安全预警机制。建立协调各部门单位生物安全响应机制，以遏制、控制和减轻生物威胁或生物事故的影响，做到制度可控、分级可控、技术可控、物资可控、人员可控。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