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金矿业“灭鱼门”：渔民面临转产难题

（2010年8月4日《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04版头条）

资料图片：上杭县旧县乡石圳村，枕着汀江的紫金矿业露采工地 

 中国改革报记者 丁南

       7月3日发生在福建上杭县的紫金矿业含铜酸性污水泄露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让汀江流域的上杭、永定两县水产养殖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棉花滩水库的网箱养殖户几近绝收，未死的库区鱼也被明令禁止上市，许多靠养殖为生的村民面临转产的现实困境。

   消失的渔业品牌

   汀江下游的棉花滩水库位于闽西南部上杭、永定二县，为福建省第二大水库，总面积9.60万亩。因为汀江水质很好，十分适合养殖，2000年底棉花滩水库蓄水后，库区周边移民群众和外来投资商投入大量资金发展水产养殖业，渔业已成为库区周边群众经济收入的支柱产业。特别是上杭县的库区鱼类，大部分都销往天津、上海、广东和福建的漳州、泉州、厦门市场，仅“漳州水产市场三条鱼中就有一条来自上杭”。

   紫金矿业环境污染事故，使当地渔业受到巨大影响，渔民成为最大受害者。

   事故发生后，上杭县政府按每斤6元钱的价格对全部死鱼进行垫资收购。据披露，仅棉花滩库区下都乡的6个养殖村就有超过500万斤的鱼群死亡。按照公布的赔偿标准，仅死鱼赔偿费用就超过3000万元。

   尽管7月16日之后，汀江下游的死鱼情况已明显好转，但对于受到废水威胁的未死网箱鱼类，当地政府在核实数量并收购后，提前有序“破网放鱼”，让活鱼进入汀江和水库。这些身含铜离子的放生鱼，今后是否会回流入餐桌和对生物链产生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截至21日，受紫金矿业污水渗漏污染的汀江棉花滩库区，“破网放鱼”工作已全面完成。面对着空空的鱼箱，养殖户们面临着困境。造成困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直接的经济损失，二是上杭县渔业产业链断裂。

   据不完全统计，污染发生时，永定县网箱养殖面积132000m2，上杭县网箱养殖面积167196 m2，按每平方米网箱利润100到150元计算，库区渔民年养殖利润损失超过5000万元。尽管渔民们陆续领到了补偿款，但由于江水受到污染，今后无法养鱼，渔民最大的损失恐怕应是未来的生计问题。

   受污染事件影响，上杭县已没有人前来收购活鱼，而且当地政府也严禁库区鱼类上市。这就导致本地池塘养殖的淡水鱼也受到波及，价跌滞销。与此同时，养鱼业的上游产业也受到打击。上杭县最大的鱼饲料销售商吉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以前每个月能销售700吨的饲料，但是现在一斤也卖不出去，100吨的饲料堆在库房里已经腐烂，渔民们欠他的400万元的饲料款也收不回来。吉华希望政府能够补偿他一些，但当地政府还没有将受到死鱼影响的上下游产业纳入赔偿范围。

   对于品牌不再的汀江流域淡水养殖业，专家预测，污染事故的影响至少十年难消。

   难以转产的渔民

   汀江流域渔业产业链的断裂令养殖户们忧心忡忡。受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影响，上杭县下都乡、中都乡、峰市乡和永定县的洪山乡及沿江村庄的水产养殖户，均面临转产难题。

   由于有超过９１００立方米的含铜酸性污水进入棉花滩水库，相关检测超过国家渔业用水标准，当地渔民最为关注的是今后能否继续从事养殖。

   而记者了解到，事故发生后，部分当地渔民已接到相关通知，建议他们停止网箱养鱼，转投其他行业。在污染事故发生前的7月2日，上杭县畜牧兽医水产局即草拟了一份关于同中、下都库区网箱养鱼户达成转产的协议，明确指出“棉花滩水库中、下都库区属河道型库湾，易受洪水及外来污染源侵入的危害，属于不适宜网箱养殖区”，希望养殖户们在8月29日前转产。

   为持续提高汀江流域水质，上杭、永定县决定加大养殖户转产帮扶力度，鼓励棉花滩库区网箱养殖户转产。根据福建省、市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的有关规定，同意转产的网箱养殖户2个月内上岸的，由县畜牧兽医水产局补助转产扶持资金，按现存的实际网箱面积每平方米补助40元人民币。

   同时，上杭、永定县劳动保障局、老区扶贫办等部门对转产创业的受灾户给予补助、免费培训及贷款等帮扶。由县财政局负责，对受灾户在原信用联社及各银行的养渔业贷款进行核实。政府给予一年期贷款贴息一次性支付，用于贷款户提前归还银行贷款。

   但是上杭县的转产和赔偿方案并没有得到当地渔民的认同。

   下都乡是上杭县网箱养殖的主要区域，全乡网箱养殖面积14万平方米，渔业年产量4000～5000吨，占上杭县渔业产量的一半以上。泄漏事故对下都乡造成的影响主要涉及6个村，174家网箱养殖户。7月4日下午14点52分，下都乡的养殖户们接到了乡政府关于赔偿和转产补助的群发短信：“……原定转产补助标准40块钱每平方米； 12厘米以上鱼苗计重后按市价标准，其他鱼类按原定每斤6元计算……”但对于损失惨重的养殖户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低。在他们看来，下游永定县一平方米网箱按120斤鱼计算的赔偿标准更合理。

  整个下都乡约有近300户养鱼户，仅豪康村的270多户人家中就有约80户在从事养殖业，网箱养殖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村民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的鱼卖到漳州、厦门、泉州、龙岩、广州，每天往外运输10车左右共5万斤，收入非常可观。但是从7月4日开始，禁止鱼虾交易，别说鱼都死光了，就是没死，名声坏了，别人也不敢买。那是不是要翻倍补偿我们的投入成本？另外，现在的水已经不适合养殖了，政府动员我们转产搞种植，可是转产的出路在哪里？”

  作为与永定县、武平县和广东梅县交界的农业乡镇，在2000年之前，下都乡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烤烟。棉花滩水电站建成蓄水后，多个村的田地都被淹掉了，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连生计都成了问题。许多村民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开始从事水产养殖，养殖规模大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几十万元。但为了发展壮大网箱养鱼，他们当中不少人甚至举债数十万元，此次污染让他们几乎破产。村民丘永禄说，他获得了30多万元的赔偿款，但这些钱仅够偿还贷款和欠债。另一位村民更是不无伤感地说，“如果不发生污染的话，我们再养几年就可能翻回本，现在汀江不让养鱼了，我们该怎么办？”

  在渔民们为生计发愁的同时，专家们更担心被水稀释沉淀的铜离子可能带来的二次危害。现在，污染事件对生态的影响开始出现，汀江沿岸已经长时间听不见蛙鸣，以前能经常看到的蛇和白鹭等水鸟也几乎看不到了。而那些携带铜离子的放生鱼、沉淀入水底的重金属，对未来食物链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恐怕会波及三代人的健康。

中国改革报配文评论

地方政府切莫成为企业排污的“鼓风机”

　  一轮又一轮的灾难砸向遍体鳞伤的中国。紫金矿业这样腰缠万贯的显性灾难大家看得很起劲，而像辽宁营口造纸厂持续向辽河、渤海非法排污的重大灾难，很多人假装双眼茫然一片，什么也没看见。

　　这样的灾难也不是隐性的，所有业内人士都清楚，住在两岸的居民和住内水体里的鱼虾也都心知肚明。话说2006年的冬天，笔者也曾随环境保护总局与其他八个部委联合组成的督查组，到过这个造纸厂，当时官方的说法是“马上要关，马上要关”。

　　几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造纸厂在时间奶奶的煎熬下变成了更老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社会稳定”成为这个企业合法排污的更为强硬的理由。营口市政府左右为难，四面讨好，牺牲来牺牲去，最后还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他们相信，反正污水是排向大海，知道的人不多，有缘“直接体验”的人，更是稀少，因此遮掩、拖延上几年十几年，终究困难有可能自动消解，到时候，一个最不要脸的“拖字诀”，可能是中国式环保智慧的上佳案例。

　　在中国，地方政府确实一直处在角色混乱之中。人们不知道政府到底是要公共利益还是只追求经济利益，人们分不清政府的一二把手与企业的一二把手除了名号不同之外，还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地方政府被经济发展的指标压迫得丧失了最起码的尊严和道德，丧失了作为政府的最基本立场，丧失了公众信任政府的最普通法理。其结果，就是政府成了企业排污的“中场发动机”，成了企业污染排得更多更快的“鼓风机”。

　　于是乎，我们看到政府四处派员组队，四处打探，八方出击，开出没有任何底线的优惠条件去拉拢高能耗高污染低品质的企业入驻；于是乎，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层层分解招商引资的指标，甭说环保局、林业局分到了高额的任务，就连档案局、司法局也可能分到不少招商要求。本来仅仅可能是由招商局、发改委需要完成的工作，居然成了“全体公众的共同责任”。这样的后果就是，政府在企业面前，没有了任何公共管理的职权。

　　因此企业也就很放肆和胆大。所有的企业都会把当时政府的承诺一一写下“会议纪要”，仿佛“立字为据”的婚约，势头一不妙就拿出来要挟政府。当时你说好了鼓励我免费排污三十年，如今我刚刚排污不到十年，就要我关张，就想凭一纸休书把我扫地出门，我当然不干。纵你再搬出千条法律万字新政策，反正我抱着当年的山盟海誓就是不松口。政府此时更是为难，要说当年只是一时糊涂，为了几个臭钱，为了满足一下发展的欲望，而做下些许轻佻放荡之事，倒也可以理解。要命的是企业入驻之后，更是贪上了这些企业的财色，有事没事都要去揩点油割点肉，有理没理都要人家交纳些份儿钱管理费。所有的企业都是天下最会算账的主儿，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贿赂都会纳为“科研经费”，所有的上贡上香之资都会被摊入“管理成本”，因此，政府的各部门或者各部门的员工从企业身上横征暗敛走的每一分钱财，都会化为企业勇敢排污、非法生产的高昂动力。企业之所以敢在一方地面上肆意妄为，实则是受了政府明里暗里的指使和鼓励。企业和政府本来是这个社会相互独立的两个生态位，企业管的是生产和销售自家想要生产和销售的产品，而政府是帮助法律出台者使用各种已经施行的条文，对企业进行监管和引导。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政府官员接受的是公众和环境和委托，帮助企业践行其企业基本环境责任、随时提醒企业，该付的资源费要付足，该上的治污设施要全部运营到位，该交纳的环境修复费要交纳足，该公开的环境信息要足金足银地公开。而企业一旦违犯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民制定出来的环境法规，政府有权利以公众委托的手段，对企业实施相应的惩罚。

　　因此，当环保部门说自己权力太小的时候，这个部门一定是在说谎。因为中国政府所有的权力都来自于全体人民，而全体人民都发出呼声，要对非法排污的企业实施严厉惩罚的时候，环保部门居然不敢有任何的动作，显然是其没有尽到工作责任。

　　因此，当政府蹙眉掻首，说企业没有能力上马治污设施又为了照顾职工情绪而不敢关停的时候，政府同样也是在说谎。确实，过去的企业是有其困难所在。但所有的企业都很清楚，上马治污设施其实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唯一办法，是其在市场上还可能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他们在内心里充斥着治污的渴望。他们迟迟无法动弹是因为有太多的因素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有太多的未明因素让他们对政府不敢抱有期望。政府此时该做的，是苦口婆心地告诉企业，上马治污设施没钱不怕，从银行贷款，一家银行贷不足，几家联贷，只要你企业真心想发展，只要你企业真的愿意对环境负责，政府哪怕越轨一回，帮你组织一下供需方见面会，“协调”一下贷款，也都不为执政之失。放眼全国，无论紫金矿业还是营口造纸厂，我们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在企业背后的“鼓风吹火”之功。紫金矿业如果没有福建省政府、上杭县政府的阻挡和拦截，也许今天早把环境污染问题解决了。辽宁营口造纸厂如果没有营口市政府表面上聪明实际上无能透顶的“会议纪要”封挡，也许今天早在中国纸业市场上叱咤风云，成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好榜样。

　　地方政府每每看似护佑企业、帮助企业的行动，其实都是在胁害企业、坑害企业，就像地方政府表面上是为当地招商引资，其实是给当地引来了生态灾难一样。因此，紫金矿业和营口造纸厂的荒唐故事，又一次提醒全国各地雄心勃勃想要快速致富的大小企业老板们，永远不要相信政府，政府是座永远靠不住的假山，它今天在你面前表现出的万种风情，不过是勾引你为它贡献所有色相的美人计而已，它今天在你面前许下的万语千言，最后都将证明是未来迫害你的甜蜜陷阱。

　　企业还是做回企业本行，遵守一切法规，践行一切给公众和消费者的承诺。最终，只有获得了公众和环境信任的企业，才可能挣得踏实，花得放心，活得长久，过得舒坦。（2010年8月4日中国改革报第4版 作者：冯永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