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举办“发改书吧思享汇”第15期学习交流活动
□ 中国改革报记者 付朝欢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宏观调控体系，2019年12月26日，国家发改委举办了“发改书吧思享汇”第15期学习交流活动，主题为“重要商品市场保供稳价”。活动围绕在国际和国内新形势下，如何保障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实现价格平稳运行展开了多角度的分享和互动交流。
本期活动由国家发改委价格司司长岳修虎主持，特邀发言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邓郁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研究员郭丽岩。委机关、委属单位青年同志近150人参与了学习交流。
尊重市场规兜住民生底线
2018年下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影响，我国生猪和能繁母猪存栏下降，产能减少。2019年猪肉产量出现明显下滑，由于供给偏紧，导致猪肉价格维持在高位。受猪肉价格上涨的影响，部分猪肉替代品——牛肉、羊肉、鸡肉、鸭肉和鸡蛋等商品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上涨。
猪肉，作为重要的民生商品，其保供稳价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9年以来，国家发改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召开全国会议进行专题部署，深入研判价格运行走势，积极采取措施，包括加强监测预测预警、抓好中央冻猪肉储备投放、督促各地认真执行价格补贴联动机制等。
最新数据显示，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累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100亿元，惠及困难群众超过3亿人次。“这次特别好的是，从来没有干预过猪肉价格。而是通过‘价补分离’的方式，重点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兜住民生底线。”邓郁松对此次调控的方式表示肯定。
其他嘉宾也在发言中谈到类似的观点。物价是经济运行的“温度计”，是经济运行的结果，而不是干预的对象。即使是调控，也要运用“让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的方式去调节，而不是行政化的干预。
在刘元春看来，价格问题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非常重要。刘元春还给出了一个国际视角，“与其他新兴经济体相比，我国物价运行仍属平稳。”
百价粮为先。程国强表示，重要商品保供稳价应分为常态化和应急性两个维度。粮食生产稳定对于食品价格稳定有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保障粮食安全是一个常态化的机制。此轮由于叠加效应带来的猪肉价格急剧上涨，属于应急性的范畴。他将研究的目光拉长至未来30年。相关预测结果显示，“十四五”时期，将成为粮食保供的关键点，肉类需求持续增长，相应带动饲料需求的增长。
理性分析关注结构性特征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11月，我国CPI同比上涨4.5%。“2012年1月，CPI也同比上涨4.5%，但这是两个不一样的4.5%。”在郭丽岩看来，不仅要对物价运行进行总量分析，还要进行结构化的分析，不仅要看数字，还要看背后的含义。
食品等结构性上涨的成因可以用周期性、结构性、技术性、冲击性、体制性、金融性来概括。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待提升，市场区域分割、流通分散，资本市场的炒作等原因也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郭丽岩分析说，2012年，输入性因素和成本推动型特征很明显，大宗工业品价格过快上涨，多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轮番上涨。而2019年CPI的持续上涨，肉类食品引发的结构性上涨特征明显。
“猪肉只是CPI商品篮子里的一种商品，肉价上涨可能对短期CPI产生扰动，但猪肉及替代肉类食品结构性上涨来源明确，影响和波及范围可控，不会动摇物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础。”郭丽岩分析说，2020年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因为上半年翘尾比较高，所以稳物价的压力较大一些。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才叫通货膨胀。”张斌强调，当前，这种相对单一而明确的结构性上涨，不符合学理界定的通货膨胀。更应该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去除能源、食品价格之后的核心CPI，以及具有先导性意义的PPI（生产价格指数）。他建议，保持1%~3%的核心CPI非常重要，这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划定了边界。
围绕重要商品市场保供稳价，郭丽岩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因类施策。宏观总量政策紧盯物价水平中枢指标，比如核心CPI。强化实施结构政策，抑制结构性上涨源传导扩散。同时，健全疫情防控和灾害救助长效机制。二是对症下药。大力推进农副产品现代化生产和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破除区域分割、隐形壁垒，治理流通秩序，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激发和保护生产者权益和积极性。此外，适当抑制农副商品金融化倾向。三是强化托底。民生“菜篮子”里不仅有肉，还有鲜菜和鲜果，要关注非猪食品的价格变化。减少物价持续较大幅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的影响，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条件地区可合理扩大发放范围和提高标准。最后，要防范物价上涨引发次生风险。
化危为机 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面对菜、肉、粮这样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波动，不仅要关注“贵了伤民”，还应重视“贱了伤农”。
“短期的暴涨暴跌，都是在供给层面出现了问题。”邓郁松分析说，一方面，这和生猪养殖结构有很大关系，以散户为主的养猪模式加剧了“猪周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各个阶段生猪的价格变化，跟出现疫情也有很大的关系，常见的疫病就有8种。
邓郁松说，真正影响价格变化的核心是存栏量、出栏量的波动。“整个传导机制是这样的，生猪存栏量下降，导致出栏量减少，继而猪肉供给量下降，价格上涨。”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猪周期”调控机制，将生猪的“存栏量”作为宏观监测主指标，“猪粮比”作为辅助指标。同时，加强对特殊事件影响下不同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研究。
在交流环节，大家认为，此轮生猪产能调整后，规模化的大企业决策相对更加理性。在“危”中也要看到“机”，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向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型，可能为以后走出“猪周期”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