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华字典》看新中国全民教育和文化普及
□ 中国改革报记者 付朝欢
“酷！余秀华是真的酷！”杭州“两本书店”老板李加文跟记者讲过这样一段“荐书”的小插曲。他曾邀请当代女诗人余秀华推荐两本书，电话里的对方脱口而出：“《新华字典》呀……”至今，“两本书店”不大的书架上还星罗棋布地陈列着几本《新华字典》。
如果要评选一本中国人最熟悉的书，那么非《新华字典》莫属。虽然人手一本，但这本口袋大小的字典背后的故事，我们却未必全然了解。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上，1953年的一块展板和下方11个版本的《新华字典》实物，吸引了各个年龄段观众的驻足。
事实上，《新华字典》最初的构想酝酿于1948年底的北平炮火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就凝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叔湘、丁声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的心血。
1953年10月，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新华字典》出版。如今，最新版的《新华字典》已是“第11版”，这是从1957年商务印书馆“新1版”开始算起的。66年来，《新华字典》的封面从最初的纸皮改为皮面，后来又变成硬皮，陪伴了几代国人的成长，已经累计修订了13次，发行6亿多册，是迄今为止世界出版史上发行量最高的字典。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人口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是高达90%以上。《新华字典》以“新华”命名，寓意“新的中华”，肩负起规范现代汉语、扫除文盲的重任，像“千斤顶”一般以一“典”之力撑起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开局，为新中国的全民教育、文化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调查数据显示，70年来，文盲率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80%下降至4.9%。
国无辞书，无文化可言。前来参观的北京市民刘女士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正值《新华字典》和汉语拼音开始在全国推广使用的阶段。“在阅读资料不怎么丰富的年代，能拥有这样一本书，真是如获至宝。”她评价说，注重实用的《新华字典》，堪比“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更成了很多脱盲者长期受用的“拐杖”。“现在退休了，自己的案头上也还放着一本字典，方便随时查阅。”
记者从观众们只言片语的交流中得知，这本只有巴掌大小的字典，不仅堪称“国典”，还多次成为“国礼”。1972年，欧洲“袖珍国”圣马力诺共和国政要曾送给中国一套三卷的大词典，周恩来总理回赠了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2006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美期间，向耶鲁大学赠送了包括《新华字典》在内的567种中国图书。
驻足大型成就展的陈列台前，供职于国家发改委工会的张赫伦很有感触。“我是学中文专业的，对汉字有特殊的感情。记得家里有一本绿色封皮的泛黄字典，儿时的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这本字典就是我的汉字启蒙老师。后来长大了，字典的模样在变——装帧也越来越精美，内容越来越丰富，不变的是严谨、精准、规范。”
张赫伦向记者讲述了自己读研究生时在青海化隆地区支教的一段经历。“2010年，我在那里支教，教小学语文，看到班级里的少数民族孩子们很多都没有字典，心里很酸楚。于是，支教团成员们在第一时间，通过社会力量为这所小学募集了300本《新华字典》。我当时想，时代再怎么变迁，字典都是华夏文化最好的启蒙老师。”
随着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融媒辞书”也让这位汉字启蒙老师不仅“看得见”还“听得到”“更便携”。2017年6月，《新华字典》APP版正式上线，更好地满足数字化时代的读者需要，成为新时代文化传播的重要工具。“《新华字典》APP版，虽然价格比纸质版略贵，但在纸质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播音员的标准发音，我更看重它的‘便携性’，知识付费也是理所应当。”一位前来参观的“00后”大学生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