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扶贫信用国家标准》起草组组长、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林成明
□ 中国改革报记者 刘梦雨 岁正阳
“建立扶贫信用体系，是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客观需要。”《扶贫信用国家标准》起草组组长、北京数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林成明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将信用体系建设与精准扶贫整体规划、整体推进，可实现信用增值、信用救济的长期、可持续性。
林成明表示，扶贫信用是面对扶贫受援者和扶贫施援者的信用体系，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脱贫攻坚目标的保障手段之一，也是形成社会扶贫良性机制的有效举措。
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林成明分别从精神、金融、就业、消费、社会五个角度分析了推动扶贫信用体系建设的影响。“精神贫困”亟须“信用”帮扶，有利于激发贫困人群的自尊和自信，主动积极脱贫；金融扶贫呼唤“信用”，有利于解决金融机构放贷难，贫困户获贷难问题；就业扶贫需倚靠“信用”再上台阶，有利于解决贫困求职者的就业质量、就业持续性、稳定性问题；消费扶贫需要信用保驾护航，对贫困地区农副产品进行扶贫属性认定，有助于让购买者踏踏实实“扶真贫”；扶贫信用是社会扶贫的推进器，通过将扶贫与信用结合，施助者、志愿者可获得扶贫信用的加分，同时通过将志愿者的扶贫信用分数与求学、就业、创业、社会福利等政策机制对接，可以引导和鼓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
林成明认为，扶贫信用体系主要包括建立信用档案，构建信用评价模型，搭建扶贫信用评价结果的应用场景三个部分。
“信用档案是扶贫信用体系的基础，其标准的建立对扶贫信用意义重大。”林成明表示，标准的建立使扶贫信用的推动具有快速可复制性，未来推广的成本会大大降低，推广的质量也更有保障。
记者了解到，《扶贫受援主体个人信用档案信息管理规范》《扶贫受援主体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管理规范》两项扶贫信用国家标准，主要针对扶贫受援主体信用档案信息的搜集、管理、使用等方面做出规定，并已完成了首次公示。
“扶贫信用标准建设是系统性、系列化的。下一步，还要对档案的使用，模型的建立、应用场景等，分别出台标准加以规范。”林成明说。
如何保证扶贫信用体系建设的科学性、适用性？在林成明看来，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以及中国扶贫实践的成功经验，已经提供了有力支撑。“这方面，我们和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正在展开合作。”
据介绍，扶贫信用大数据管理示范平台已经建立。该平台具备数据采集、数据对接、数据处理、信用模型管理、信用（分数）报告、数据查询、统计分析等功能。同时，建立了针对不同评估对象的多个信用模型，包括：针对贫困青年的青年创业贷款信用模型，针对贫困学生的贫困学生就业信用模型，针对扶贫工作参与者、志愿者的扶贫功分信用模型、针对消费扶贫行动的贫困地区农副产品扶贫属性评定模型等。
（《中国改革报》2019年9月6日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