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改革报记者 吴昊
□ 实习记者 朱绍岳
7月5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二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宣告我国首个全国性的煤炭交易中心筹备进入新的阶段，意味着自2007年煤炭订货会取消以来，煤炭交易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将带动整个行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煤炭订货会最初起源于1952年，作为一项重要的能源分配制度伴随着我国煤炭工业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也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李昕向记者介绍说，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煤炭行业从星星之火到星满银河，实现了沧桑巨变，与此同时，煤炭交易制度也历经变迁，在自身实现了巨大转型的同时，目睹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走向市场经济规范化、实现繁荣富强的重大变革。
计划经济下的“全国一盘棋”
煤炭作为我国的主体能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供应极其紧张，为保障民生与发展，全国煤炭订货会应运而生。记者从中国煤炭经济研究会了解到，50年代的中国，产煤量仅3000余万吨，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工业化进程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协调各方，制定“统购统销”全国煤炭订货交易制度，极大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生产发展和居民生活之需。
“早期的煤炭需求大，但是产煤量小，原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煤炭、交通、铁道、电力等有关部门共同行动起来，最大程度保障了国民经济运行与人们生活对煤炭的需求。”李昕向记者表示，早期的煤炭销售体制，受限于煤炭供需的极大不平衡，也受制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统购统销、全国一盘棋就成了当时煤炭行业的显著特点。从地理分布上来看，中国煤炭资源北多南少，西多东少，煤炭资源的分布与消费区分布极不协调。从各大行政区内部看，煤炭资源分布也不平衡，如华东地区的煤炭资源储量87％集中在安徽、山东，而工业主要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南地区煤炭资源72％集中在河南，而工业主要在武汉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西南煤炭资源67％集中在贵州，而工业主要在四川；东北地区相对好一些，但也有52％的煤炭资源集中在北部黑龙江，而工业集中在辽宁。
供需双方的巨大差异，迫切需要国家经济运行调节部门牵头组织协调好各方的分配制度，进而更好地平衡各方需要，“全国煤炭订货会”在彼时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煤炭市场结构是政府指令、企业执行。为保证市场稳定，国家制定了全国统一煤炭定价机制，煤炭价格采取的是低价政策。定价的依据是与其他主要生产资料的比价，没有与市场相结合。对于早期极为稀缺的煤炭产量来说，严格配给制的煤炭定价和供需平衡方式，较为有效地满足了当时工业生产和居民用煤的需要。
“当时的煤炭订货会制度涵盖行业近30多个门类，大到电力、冶金、化肥、化工等重点行业，小到居民生活用煤，从国民经济运行到保障民生的所有非油、气环节。”谈及初期煤炭订货会的庞大，李昕不无感慨。
因为涉及面广，参会企业和相关方众多，需要协调煤炭产业链的方方面面，所以每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会期长达一个多月甚至更长时间，往往还要分区域、分批次多地举办。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资源短缺的形势下，煤炭订货会要满足各方需求实属不易。即便个别年份经济增速稍稍放缓，煤炭需求相对减少，统购统销体制仍然要求经济运行部门去动员和增扩用户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传统的煤炭订货会制度弊端日益显现，改革呼声也越来越强烈。”李昕说。
“改革大潮”中的煤炭订货会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煤炭订货会制度仍然延续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计划体制方式。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渐加快，煤炭市场化也已悄然发生着变化。从1983年开始，国家进一步缩小指令性计划，在国家计划分配为主的前提下，增加市场调节部分。”往事并没有如烟消散，李昕向记者回忆说。
1992年，除电煤以外，国家基本放开了其他煤炭价格，交由市场供需决定；1997年，国家开始对电煤实行政府指导价，逐步有序放开电煤市场；1999年，“全国煤炭订货会”更名为“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同年，在指导2000年煤炭订货的会议上，大幅收窄涵盖行业，仅保留电力等8大重点行业，纳入到国家计划管控；与此同时，全国范围的煤炭订货逐步由跨省区的订货所取代，经国家组织的订货煤炭数量逐渐减少，参加煤炭订货的范围也日趋缩小。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期的改革探索，为煤炭行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奠定了基础。2004年，是煤炭行业和煤炭交易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告成立，在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贸委的探索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运行调节局开始对煤炭订货会制度进行改革，延续了50多年的煤炭订货制度要在2年~3年的过渡期内实现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煤炭市场体系转变。
2004年12月29日，河北秦皇岛，煤炭订货会所覆盖的行业第二次收窄，从8个行业变为5个行业，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直接分配计划，改为下达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框架意见，也不再提出电煤参考价，改为价格调整幅度范围，具体由供需双方协商。2006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大力推进改革，将全国煤炭订货会改成仅半天的视频会议，以及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牵头，组织召开煤炭合同汇总会并通过网络进行合同汇总。“煤炭订货会”也从此更名为“煤炭产运需衔接会”。
“50多年的计划经济改变转向，谈何容易。”李昕感慨地说，这期间，经济运行调节局不断耐心地为供需双方进行多次细致地沟通。同时，发挥集体智慧，鼓励推动产、运、需三方签订中长期合同，严格依照《合同法》稳定煤炭供应，特别是电煤的供应。
经过两年多的攻坚克难，经济运行调节局提前完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的艰巨任务。自2007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直接组织煤炭产运需衔接会，“煤炭供需直接见面”取代了此前的“煤炭订货会”。煤炭供需双方完全通过自主协商来确定煤炭交易价格，最后由行业协会收集、汇总煤炭购销合同。从此，煤炭订货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我国煤炭价格逐步走向市场化。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当年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电煤市场化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自2013年起，取消重点合同，取消电煤价格双轨制，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再下达年度跨省区煤炭铁路运力配置意向框架。李昕告诉记者，此项政策的发布，是煤炭领域改革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国家完全放开煤炭市场。
顶层设计下的煤炭“新时代”
随着煤炭订货会的“退场”，煤炭交易的市场化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2007年，即在煤炭订货会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的同一年，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简称“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宣告成立。新组建的太原煤炭交易中心通过实行会员制、保证金制、商品核准注册制和电子商务交易网络制，为用户搭建起快速交易结算平台。
太原煤炭交易中心的设立，不仅标志着煤炭机制完全市场化，而且有助于煤企定价权的提升，在坚持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协商定价的基础上，明确了以质论价、优质优价、同质同价的原则。该交易中心的成立，带动了我国煤炭交易中心建设全面提速，一大批区域性煤炭交易中心陆续建成。几十家功能各异、规模不等、覆盖区域不同的煤炭交易市场纷纷成立。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建成的煤炭交易中心目前还有30多个，已经运营的煤炭交易中心分布在全国多个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内蒙古煤炭交易中心、陕西煤炭交易中心等煤炭产地型煤炭交易市场，秦皇岛海运煤炭交易市场、徐州华东煤炭交易市场等集散地型煤炭交易市场，鲁中煤炭交易中心、华中煤炭交易中心、华南煤炭交易中心等消费地型煤炭交易市场并存的空间布局。
伴随着全国各地煤炭交易中心和交易市场的遍地开花，煤炭定价市场化机制逐步走向成熟。1985年以来的传统煤炭价格“双轨制”，在2013年“完成使命”，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基础价+浮动价”为特点的中长协和市场化双引擎新模式正在有序推进。
在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建立10余年后，中国煤炭交易市场尚处于发育成长阶段。虽然各地煤炭交易市场纷纷建起，但国内真正具有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煤炭交易市场尚未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的煤炭交易市场体系也在摸索中行进。
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经过近一年的筹备，2019年7月5日，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有限公司首次“三会”顺利召开，该中心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组织，包含35家涉煤领域重要股东，影响力可想而知。
记者从经济运行调节局了解到，作为我国第一家国家级的煤炭交易中心，将充分发挥在煤炭交易市场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利用平台创新、服务优良、规则规范、数据公信等优势，打造煤炭交易实现中心、现代物流服务中心、价格发现中心、信息集散中心，为稳定国家煤炭价格、保证国家能源供应贡献力量。
“70年来，全国煤炭订货会几易其名，煤炭交易制度历经多次变革，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购统销、‘全国一盘棋’，到逐步走向市场化，见证了共和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变迁。”李昕说，新时代伊始，煤炭交易模式也再度调整了航向，下一步随着全国煤炭交易中心的挂牌，我国煤炭供应市场也将迎来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