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聚焦在减税降费力度空前背景下如何平衡财政收支
□ 中国改革报记者 付朝欢
今年全年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一数字在公布后引发很多讨论。
3月24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表示，要落实好各项政策，实打实、硬碰硬，通过普惠性减税和结构性减税并举，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的税收负担。如何在减税降费力度空前的背景下平衡财政收支？刘昆给出四个字——“开源节流”。
以削减政府支出规模作为支撑
去年，我国的减税规模和占经济总量比重均已位居世界前列。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今年将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和更加明显的降费。与此同时，财政支出还将保持“正常的增长”。
在大幅度减税降费、财政支出刚性又较大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会因此“入不敷出”吗？刘昆回应说，中国能够做到财政上的平衡。
“减税之后留下的收入亏空不是靠增列赤字、增发国债去弥补，而是落在削减政府支出规模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分析说，此轮减税降费主要是以削减政府支出规模作为支撑，为未来财政政策的调整预留了空间。
高培勇说，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四条削减政府支出规模的措施：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一般性支出压减5%以上，“三公”经费再压减3%左右，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措施，一共筹集了1万亿元，和今年财政赤字3800亿元的增量相比，绝对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换而言之，为支持实体经济降成本，各级政府要过紧日子，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中央财政要开源节流，地方政府也要主动挖潜，大力优化支出结构，多渠道盘活各类资金和资产。
刘昆表示，就是要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
重在给企业“降成本”而非“扩需求”
3月2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标志着今年我国推出的以增值税减税为代表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正式落地。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所得税距离企业的需求最近，而且具有最短的时滞效应。为什么不减与企业盈利关系更密切的企业所得税，而是选择在增值税上“开刀”？
高培勇解释说，此轮2万亿元减税降费的主要目标锁定在给企业降成本，而不是给企业扩需求。“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要减少、压缩流转税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要增加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
减税，一方面是给企业降成本，另一方面也是给个人和家庭扩需求。“个人所得税改革也是减税，但着力点是在扩需求。目前已实施的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兼顾了个人和家庭扩需求的目标。”高培勇认为，当把“扩需求”的目标和“降成本”的目标放在一起评判时，政策目标是向“降成本”一方倾斜的。
“今年财政政策配置格局与以往有所不同，同此前经济学界所预期，甚至强烈主张的配置格局也有所不同。”高培勇认为，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内，其大背景与以往有所不同，要换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来定位，换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理解。
高培勇又从赤字安排的角度加以分析。“财政赤字的扩张力度不取决于总规模，而取决于增量。”高培勇强调，3800亿元的赤字增量和当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不那么匹配，和此前讨论和期待的增量规模也不那么匹配。而赤字率略提高0.2个百分点，仍未突破3%，表明财政赤字安排既有应对下行压力的考虑，也受到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的影响。
扩大基建投资与“补短板”相结合
“投资是财政政策中很重要的部分，公共部门的投资，能够使人民受益，它是成功的增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和私营部门的投资是一种互相补充。”纽约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常客”。
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当私营部门的投资不足、流动性紧缺时，需要政府的投资补上缺口。在这方面中国做得很好，做到了其他国家做不到的事。他提醒道，“中国政府在投资方面应该注重增加有效投资。”
对此，刘昆表示，中国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保每一分钱花得其所、用得安全，尽早发挥财政资金作用，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未来将继续增加中央基建投资规模，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
高培勇强调，扩大基建投资的同时，要和“补短板”结合在一起，要瞄准于那些有特定目标的短板项目。
在各方热议减税降费措施的大背景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谈了一个“加税”的思考。他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增加设计良好的税收。
“中国现在应该去想一想怎么去加税。像环保税、土地税、资本利得税等，都是一些比较好的税种。合理的税收结构，可以很好地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让经济转向绿色发展，环保税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