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体系
（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体系。风险治理理论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已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理论、技术、方法体系。我国的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成功经验、理论界学术界艰辛探索的研究成果作支撑，有广阔的舞台、70年丰富的实践基础、渊博的东方文化资源。要认真借鉴发达国家社会风险治理理论、技术工具，深入总结近年来我国的经验教训，大胆进行理论创新、实践创新、集成创新，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风险治理理论，以更好指导各领域风险治理实践，并贡献中国智慧。
（二）构建防范化解社会风险制度体系。建立国家层面科学分类、系统完备的风险防范化解制度。建立和规范社会风险评估制度，科学识别、准确评估、精确预警、及时防范社会风险。设立国家层面社会风险评估平台，制订评估标准、程序和成果应用规定，运用云计算、大数据、智能化技术。着力管控重大决策风险，推进实施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借鉴英国源头防范化解决策风险的制度，将社会影响（风险）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价、经济与财政影响评价共同作为各级政府标准的法定决策程序。整合各地在社会风险治理方面形成的有效制度措施，包括风险排查、联调联动、综合治理、以政策创新批量解决群体性利益问题、突出矛盾攻坚治理等，特别是提高依法治理所占比重。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基层社会运行状况，推进社会风险防范化解的法治化、网格化、信息化、精细化，健全平安建设社会协同机制。将“目标导向”与“底线思维”“问题导向”结合，建立适合各领域、各系统工作范围特点的风险预测预警预防制度体系，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充实政策储备、战略战术储备和力量资源储备。
（三）完善社会风险防控体制机制。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建设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提供坚强政治保障、组织保证，确保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打好重大风险攻坚战。加强国家层面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建立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协调联动、运转高效的社会风险管控领导体制。加大改革步伐，优化国家机构职能配置，分类建立调整重大风险管控协调机构，以系统性、整体性、全国性联动应对局部重大风险或复合性风险。针对涉及中央事权的重大社会风险，加快政策、法律创制，提高政策、法律的科学性、针对性、系统性、有效性。严肃纪律、严格责任，增强统筹能力和决策部署执行力。加强体制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与市场、社会、技术等资源的合成应用，生成风险防范合力。
三、增强公共危机管理意识，加强应对处置公共危机事件能力建设
（一）坚持底线思维。社会风险是公共危机的前期形态，公共危机是社会风险的后期表现。现代社会风险的不可预测性，要求各国必须加强公共危机应对处置这一“后手”。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必须增强危机管理意识，做好应对复杂局面、处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充分思想准备。向最坏处设想，往最好处努力，做转“危”为“机”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
（二）保持战略主动。要密切关注不同类型、不同来源风险的相互转化，敏于识别新社会风险。积极减少风险增量，化解风险存量，力避风险联动和性质转化。把预判风险、把握走向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建立社会风险清单和运行态势图。将普遍性、系统性、关联性、易燃易爆性社会稳定风险作为防范化解重点，有计划、有策略、成批次地“抽干柴”“灭火种”“阻阴风”，使重大风险由高位运行转为低位“软着陆”，不跨界传导、跨地联动、出现次生风险。对有明显征兆即将演变为公共危机事件的高风险，要高位介入、果断出手，上下结合、多方联动，尽快控制局面、化解矛盾，避免爆发社会事件。
（三）健全危机处置机制预案体系。深入研究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运动的新特点新规律，总结国内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的经验教训，着眼于多“战场”立体作战，按照依法处置、舆论引导、社会面管控“三同步”原则，查短板、补漏洞、固底板，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和预案，规范应急处置程序，明确分级指挥权限，增强应急处置预案体系的科学性、协同性、针对性、操作性。
（四）提高应急处置决策指挥能力。鉴于新情况新问题多、干部新老更替快的状况，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实战训练，着重锻炼其领会中央战略意图的政治能力、处置危机事件的决策指挥能力、使用信息化技术手段的舆情引导能力和扎实过硬的群众工作能力，培养大批政治强、敢担当、有风险管理能力、擅长公共危机处置的优秀领导干部。借鉴国外公共危机事件处置经验，建立应急处置专家库和技术支援队伍，开展多风险叠加危机事件处置实战演练，提高危机状态下科学决策、统一指挥水平和多方联动效能。做到一旦发生公共危机事件，能够快速稳局控势，处置在早、在小，防止事态升级，引发区域性、全国性连锁反应。（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