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人先吁“松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近40年来，从政府到企业，在我国各条战线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勇于改革创新的突出人物，他们顺应着时代的脉搏，率先走在改革的前列，在推进国家事业改革和企业发展中作出了卓越的成绩和贡献。
原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文麟同志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让我们重温40年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一定贡献的标志性人物与事件，一同感悟四十年“春天的故事”，倾听“奋进新时代”的改革强音——
1984年3月，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省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黄文麟组织并策划55名厂长经理发起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这一惊世骇俗之举为突破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松绑放权”呼吁得到了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等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企业家们要求“松绑”、勇于改革的充分肯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1984年初，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五个年头。虽然一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但由于陈旧观念和传统体制的束缚，改革的路子既不平坦，也不平衡。当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性的成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却依旧冬眠着。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束缚了企业的活力，使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工业企业处于“五花大绑”之中，步履蹒跚：厂长经理被条条框框捆住了手脚，生产经营没有自主权，既无活力，也无动力，只有压力……这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然而，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改革的春雷正轰轰而来。
黄文麟（左）在呼吁“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左2为时任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解放思想，给了企业厂长经理们强大的动力……
1984年，八闽大地的阳春三月显得不同寻常——
3月21日，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齐聚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
当时，面对企业改革滞后的局面，面临省里提出当年全省工业要完成“两位数”、“三同步”目标的压力，与会的55位厂长、经理们坐不住了，他们纷纷诉说企业无权之苦，表露了共同的心声：“福建作为全国率先对外开放的省份，有着喜人而又逼人的大好形势，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管得过多，管得太死，企业没有自主权，想干动不得，想活活不了……”
同时，大家又十分羡慕福建省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介绍的搞活企业的经验，认为如果也给他们那样的自主权，他们的企业一样可以搞活，甚至搞得更好。讨论越来越激昂。那么，出路何在？
黄文麟读懂了厂长经理们的苦衷，锐意改革的他深感旧体制非改不可。
他认为，关键是要冲破旧体制的束缚，争回企业自主权。
但是，在那个年代里，伸手要权，何以启齿？！要“婆婆”还权，又谈何容易？！
没有一股斗胆的冲动，没有一种超常规的举动，按照常规办事是万万做不到的。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需要冒风险。
然而，在黄文麟看来，当旧体制的束缚让企业不堪重负的时候，个人的风险在此刻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黄文麟提出，借助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之契机，运用55位厂长经理的集体力量，采取直接上书呼吁的形式，争取支持，扩大影响。他这一思路和举措得到了与会厂长经理们的赞同。
3月23日，根据厂长经理们讨论的意见，黄文麟主笔起草了要求给企业下放五条权利的呼吁信，题目就是《请给我们“松绑”》。
“松绑”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情理比较恳切，易为人们所理解、所接受。
《请给我们“松绑”》呼吁信出稿后，黄文麟又找来汪建华、龚雄、杜进兴等几位厂长经理讨论修改。呼吁信主要内容为争要五条企业自主权：（一）企业干部管理除工厂正职由上级任命外，副职应由厂长提名，然后再由上级主管部门考核任命，其余干部通通由企业自行任免，上面不要干预。企业任命的中层干部，上级主管部门应予承认，并享受与过去上级任命的中层干部同等待遇。（二）干部制度，要破除“终身制”和“铁交椅”，实行职务浮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能“干”能“工”，但可保留干部待遇。（三）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企业应有权支配使用，有关部门不要干涉；或者采取与上交税利挂钩的办法，核定合理的税利发奖率，奖金随税利增减而浮动，不封顶，不保底。在企业内部，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行诸如浮动工资、浮动升级、职务补贴、岗位补贴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制度和奖惩办法。（四）在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情况下，企业自己组织原材料所增产的产品，允许企业自销和开展协作，价格允许“高进高出”、“低来低去”。（五）改革企业领导制度，试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扩大厂长权力，建议先在参加厂长（经理）研究会的企业中选几家工厂进行试点。这封呼吁信在大会上宣读时厂长经理们反响热烈，得到一致通过。
参加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讨论通过“松绑”放权呼吁信。
3月23日下午，黄文麟和时任省企业管理协会秘书长滕能香身揣呼吁信径送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仅半小时许，项南书记就做了热情、肯定的批示：“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有必要将这封信公之于众。”
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55位厂长经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这一报道后来被评为1984年度中国新闻作品特等奖。
呼吁信这样写到：“……我们都想干一番事业，都想为振兴福建贡献一份力量。然而，现行体制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手脚，企业处在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也谈不上活力的境地，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我们最大的烦恼。为此，我们不揣冒昧，大胆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由于呼吁信切中了制约企业改革发展的要害，立即在企业界、经济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连锁反应，成为全国新闻舆论关注的焦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等权威媒体都在显著位置予以转载和报道。“松绑放权”一时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松绑放权”呼吁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童大林给黄文麟打来电话，发出晋京汇报邀请。1984年4月15日，经福建省委领导确定，由黄文麟应邀带领5位厂长经理赴京，向国家体改委、中央党校和《红旗》杂志社汇报座谈，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童大林说：“你们的呼吁，不仅对体制改革，而且在整个经济工作的池子里投了一块石头，掀起了改革的浪花；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我们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赞扬说：“你们做了一件好事，对企业改革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福建省各有关部门纷纷表态并制订放权措施，省政府以最快速度连续出台9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许多省市的厂长经理也纷纷要求明确企业生产经营的责、权、利，有的还组团到福建考察学习。“松绑放权”的呐喊传遍祖国大江南北。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之后，党中央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都是对企业家们要求“松绑”、勇于改革的充分肯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
毕竟，旧体制根深蒂固，部门利益难以舍弃，“松绑放权”出现了捂着不放或放了又收、明放暗收的“中梗阻”现象，经历着曲折、反复的过程。
面对“中梗阻”，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十分重视。省委书记项南批示：“‘中梗阻’要解决，干扰严重的单位要考虑组织措施，对此软弱无力不行。”省委专门召开55位厂长经理会议，检查放权落实情况。省政府批转了省经委、省体改委《关于检查企业自主权落实情况和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的意见》的报告。
面对“中梗阻”，黄文麟焦虑不安。他及时引领厂长经理为落实放权继续呐喊。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发出《放权要落实，不走回头路》的公开信，在《福建日报》发表后，又一次引起强烈反响。他还通过会议和发表文章出谋划策。在《排除放权中的“中梗阻”》一文中指出，进一步落实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应采取以下措施：统一认识，坚定简政放权的改革方向；掌握政策，划清搞活企业与不正之风的界限；抓好典型，敦促主管部门放权还权；完善规定，解决放权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整顿公司，减少截留企业自主权的中间层。留下能办实事、能为企业服务的“好婆婆”，去掉光收费、碍手碍脚的“懒婆婆”，使企业自主权真正落到实处，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管理体制。
呼吁“松绑”放权的55位厂长（经理）与省经委领导合影留念（左8为肖健，左7为黄文麟）。
黄文麟从深入基层调研发现的情况中，对“松绑”“放权”的认识不断深化。他在《放权要同步》的文章中，呼吁“松绑放权”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上下左右同步“松绑”。人、财、物、经营管理要配套放权，某些单个项目也要各有关部门配套放权。如下放技术改造审批权，就要经委、财政、银行、税务、海关等部门共同配合，同步进行。还要上下同步，包括一个部门的上下级之间要同步放权，否则就可能出现“上面放权、中间梗阻”的情况。为此，除省政府统一制定放权措施外，省直各有关部门也要做出具体放权规定，并下达正式文件，以便下属单位执行。
二是权力要层层下放，落脚点必须是基层企业。企业普遍担心上面放权会变成“老婆婆”换成“新婆婆”、“大婆婆”换成“小婆婆”。因此，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地区、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落实到厂长、经理手中。各地市县、各企业主管部门都要有放权给企业的具体措施。
三是放权要有红头文件。厂长、经理们说，口头许诺不行，光登报表态也不算数，只有红头文件才是执行的依据。但有了文件，也不等于就能落到实处，还有赖于厂长、经理们的胆略和才能，敢于用权，善于用权。权力大了，相对责任也重了，还得有担风险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搞活企业、开拓前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
经过5个多月的“松绑”放权，初步改革了许多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松开了捆在厂长、经理们手脚上的绳索，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不仅在工业、商业系统引起了强烈反响，还波及文教、科研等部门。黄文麟认为，“松绑”放权之所以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主要是省委抓“突破口”、媒体造舆论、部门搞配合、层层都放权、企业争落实这五个环节层层相扣，形成了合力。
有关资料显示，“松绑”放权前5年（1979年-1983年），福建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0.36%；“松绑”放权后5年（1984年-1988年），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2.46%。
显然，数字背后隐含的是企业自主权下放之后的活力和带来的成效。
鉴于“松绑”呼吁的历史性意义，福建省企业家协会(原省厂长经理研究会，现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倡议并联合全国16个省（市、区）企业家协会提出申请，热切希望将“松绑”呼吁的日子确立为“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为顺应广大企业家的心愿，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增进他们勇于改革的光荣感、使命感和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培养造就一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队伍，中国企业管理协会（1999年更名为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于1994年2月21日做出决定，同意每年举行“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并于1994年3月24日，“松绑”呼吁信发表10周年之际在福州市举办了“首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鹏、李岚清、邹家华题词祝贺。
应该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的建立，是呼吁“松绑放权”的后续效应，顺应了历史潮流。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袁宝华、陈锦华等领导多次撰文并在多种场合强调，企业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不断呼吁给企业家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作为第一次确立的企业家节日，在活动日活动中，企业家成了舞台上的主角。之后，每年都选定一个城市作为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主会场，各省市区设分会场，开展主题活动，举办各具特色的企业家活动日活动，有力推动着我国企业家队伍建设和企业改革发展。
“松绑”放权呼吁已过去34个年头了，这期间，时有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回眸这一惊世骇俗的历史事件，称其“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打开了突破口”，“成为中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为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发表55位厂长经理“松绑”放权呼参加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讨论通过“松绑”放权呼吁信。吁信后，在全国主要媒体、社会各界产生了强大的反响和连锁反应。
199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刊载《时代的呼唤》中指出，“呼吁信是我国企业改革史上企业经营者第一次吃‘螃蟹’，第一次向政府要权，是我国解放思想的一大成果，它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1999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50年•50事》在福建大事录中以《一石激起千层浪》
为题记述“松绑”呼吁的前前后后，并指出：呼吁信的要害在于“松绑”二字。尽管在当时条件下，不免有刺眼之嫌，然而却十分形象地反映出传统的经济模式对企业发展的制约，也十分贴切地反映了当时厂长经理渴望放开手脚的心情。文中还写到：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耸立着两座令人瞩目的里程碑。一座是为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实行农业生产“大包干”所立的，碑上刻着18户农民按下血手印的契约；一座是福建55位厂长经理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所立的，碑文上刻着《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两座里程碑均记下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呼吁信因其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打开了突破口，成为改革征程的一大闪亮点。
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来到福建举办《李岚清篆刻艺术展》，在琳琅满目的印章作品中，一颗用篆体雕刻的“松绑”方章跃入观众眼帘。
在讲座上，李岚清生动叙述了他退出中央领导岗位后重拾旧趣、潜心刻印的故事，其中谈到1984年福建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在国内引起巨大震动，也给深受体制障碍困扰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忆起这段历史，一方“松绑”印章在他手中由此而生。这是李岚清同志篆刻艺术与历史记述和生活感悟的巧妙结合，也是他对“松绑”放权事件的充分肯定。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01年担任福建省省长时就在企业家活动日表彰大会上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的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体现，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2010年9月，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见到黄文麟时记忆犹新地提起当年“松绑”放权事件在在全国影响很大。时任省委书记孙春兰接着习近平的话题说，当时她在企业，很受启发和鼓舞。
2011年3月8日，习近平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又指出“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比如，当年的‘松绑’放权，后来的林权制度改革，等等。”
2008年5月24日至25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在江西南昌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了为我国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和集体。中国企联、中国企协会长、全国政协原常务副主席王忠禹在大会主题报告中指出：1984年3月24日福建省55位国有骨干企业的厂长经理在《福建日报》上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和震动，成为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这是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重大突破。为此，大会对呼吁“松绑”放权为中国企业改革做出突出贡献的福建省厂长经理集体授予“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黄文麟作为代表领受了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和一个水晶奖杯及一本荣誉证书。这是大会表彰的唯一集体殊荣。
从南昌回来以后，黄文麟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福建是“松绑”放权的发源地，当年的55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如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大会授予了他们“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的集体荣誉，福建省是否也应该让他们每一个人享有一枚纪念章，来纪念他们自己当年敢为天下先的那段过去？
在黄文麟看来，给他们颁发纪念章不仅能纪念历史，而且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极具现实意义：一方面，这是对老一辈企业家历史功绩的肯定；另一方面，又可激励当代企业家更好地继承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有力地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坚定把企业发展得更好的信心。
黄文麟决心向福建省申请给这些有过卓越贡献的企业家们每人颁发一枚意义非同寻常的纪念章。
纪念章的章文应该刻什么内容才能更贴近实际？作为福建，不宜照抄全国表彰的“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
黄文麟苦思冥想，终于灵机一动：“就刻‘企业改革先行纪念章’”！这既与“松绑”放权对全国的影响和贡献相称，又与敢为人先的福建企业家精神吻合。
黄文麟的想法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黄小晶的赞许和支持，经过会议研究讨论，批准了黄文麟的建议。并于2009年3月19日，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名义作出“关于颁发企业改革先行纪念章的决定”。决定指出，呼吁“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敢为人先的创举，始终激励着我省企业和企业家在经济建设中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为充分肯定这一标志性事件的历史功绩，省委、省政府决定为当年呼吁“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颁发“企业改革先行纪念章”。
2009年3月24日，中共福建省委、省政府在福建会堂隆重召开表彰突出贡献企业家暨纪念企业“松绑”放权25周年大会，会上授予了25年前在全国率先呼吁为企业“松绑”放权的厂长经理“企业改革先行纪念章”。
表彰大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空前的。福建省四套班子主要领导亲临大会颁奖，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名誉会长张彦宁应邀莅会祝贺。
2001年3月24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2014年，“松绑放权呼吁”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今年8月，黄文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言谈之间，依然时刻关注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止一次提及企业家精神。他说，企业和市场的发展都依赖于创新实干的企业家精神。
黄文麟指出，当下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之下，要完成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更需要发扬敢为人先、爱拼才会赢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辉煌成就，黄文麟感慨万千：这些厂长经理并非完人，几经风雨历练，也曾有过曲折，但历史对他们是公正的。作为对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群体，他们留下了“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财富。
背景资料
黄文麟，笔名闻聆、凡闻。生于1934年8月，福建省莆田市人。高级经济师。中共十四大代表，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1年在福建省莆田县参加土地改革，从乡干部提拔到区政府工作。1952年调省里从事农村工作，先后任福建省农委工作队队员，中共福建省委农村工作部干事、秘书、编辑、科长。1964年任福建省气象局政工办负责人。1971年起转工业战线，到永安参加福建维尼纶厂建设。1976年调省革委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后为省经济委员会），任秘书、副处长、办公室主任。1983年起任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起任中共南平地委书记，兼任南平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期间1991年3月—7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92年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兼任省委党建办主任。1995年起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8—2004年任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起任福建省企业家与企业管理协会会长，2003年-2012年3月任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会长。2012年4月任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荣誉会长。
黄文麟《感悟改革》:
改革牵动方方面面的利益调整，是一场艰巨复杂的深刻革命。坚持走改革之路，必须具有时代意识、政治勇气和创新能力。
脑中刻有“北斗星”。凡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利于惠及民生，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就运筹机先，践行不止。
胸中装有“斗大胆”。征途无现道，隔岸无桥梁，勇于开山辟路，敢于摸石过河手中持有“金刚钻”。无论遇到“矛”，还是碰到“盾”，皆能坚韧不拔应对，凝心聚力解难。
心中怀有“变革情”。对旧观念旧体制思变，对新思想新事物渴求，从而激情满怀，与时俱进。
“事善能，动善时”。时代呼唤改革者，改革须有先行者，先行需要支撑者，形成合力方有为也！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2018级工商管理硕士）